糖吃越多國家越進步？臺灣的砂糖如何成就日本洋菓子

大英帝國稱霸世界將近四百年，殖民擴張大多建立於對於熱帶栽培的需求，人類學者西敏司（Sidney Mintz）的經典著作《甜與權力》，便是探討大英帝國對於「甜」的追求，如何在殖民地與英國社會中，形成隱性與顯性的權力關係。

熱帶甘蔗園中，奴隸日復一日嚴苛的勞動環境和待遇，淋漓展現了帝國與殖民地的權力不對等；英國社會中，當喝茶加糖成為一種貴族象徵，勞工也開始購買糖，相信藉此可以脫離階級的桎梏。

提到近世帝國、殖民經濟與糖，大家往往聯想到加勒比海的蔗糖種植園（plantation），但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個新興的帝國，日本，其實也正在以不同方式，在殖民地耕耘富饒的糖業，讓它的子民體驗到難能可貴的甜味。

日本富庶的泉源，臺灣

糖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1868 年明治維新起，日本積極努力趕上西方國家發展，除了改革政治制度、推動基礎建設以外，就連看似非常個人的感官體驗，也成為日本政府致力西化的指標。

明治政府視吃糖為「文明」的飲食習慣，而這項西化計畫基礎的關鍵之一，就是日本帝國第一個海外殖民地：臺灣。

日治時期的殖民宣傳片《南進台灣》（1939 - 1940），詳述日本帝國對臺灣砂糖的重視：荷治時期，砂糖已是臺灣的特產，但是日本統治初期，臺灣製糖技術仍然相當落後，直到兒玉源太郎擔任總督期間，日本政府廣建糖廠與改良技術，臺灣砂糖才終能自給自足。

紀錄片旁白特別強調，當時臺灣的糖產量僅次於古巴、印度、爪哇，是日本國內砂糖主要產地。

更重要的是影片提到，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據說可以從砂糖消費率判斷。比如當時世界砂糖食用量最高的國家丹麥，平均每人一年食用 54 公斤，其次為美國及英國人的 50 公斤。相較之下，一次世界大戰前日本人平均一年只食用 5 公斤砂糖，不過隨著文化水準進步，以砂糖為原料的甜點、煉乳、罐頭等產業逐漸發達，砂糖食用量增加到一年平均 13 公斤，是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兩倍以上。

《南進台灣》甚至提醒觀眾，日本砂糖食用量迅速成長，若日本不加緊提升砂糖產量，未來仰賴進口將造成國幣嚴重外流。即使還有其它地方生產砂糖，但沒有一個地方能取代臺灣，臺灣糖業今後背負著重大使命。

儘管《南進台灣》充斥殖民者語言，但作為珍貴影像史料，也道出幾分歷史事實：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後，糖成為臺灣最大宗出口品，殖民政府根據「臺灣糖業之父」新渡戶稻造的建議，推動新式糖廠建設，製糖會社以明治、大日本、鹽水港、臺灣製糖為首，前前後後共建立 42 間糖廠。

臺灣糖業不但是殖民經濟重要一環，更影響日本人的飲食習慣。日本本土並不生產白糖，明治以前甜點原料多仰賴沖繩的黑糖、四國地區的和三盆、或從中國南部進口的白糖。如同《南進台灣》所提到的，多虧有了臺灣砂糖，日本菓子產業才隨著日本帝國發展逐漸成熟。

新滋味誕生：森永牛奶糖與明治巧克力

臺灣供應日本充足的糖，除了工業用途之外，也間接促進日本西式甜點發展。森永牛奶糖創辦人森永太一郎，是將西方甜食文化帶進日本的始祖之一。他出身於陶瓷世家，原先在橫濱的商店因為生意失敗而負債，因此前往美國拓展市場。在異地辛苦打拼的日子當中，森永偶然間嚐到了西式糖果，毅然決然將這種甜美滋味帶回故鄉。

1890 年，森永太一郎結束 11 年的美國學習之旅，回到橫濱建立自己的「洋菓子」文化。然而日本消費者對於外來食品的接受度不如預期，許多人認為森永推出的牛奶糖聞起來像是發臭的牛奶。直到森永改良味道並採用新行銷手法，日本人才逐漸愛上牛奶糖。

森永牛奶糖廣受歡迎，但很快便出現強勁的挑戰者：明治製菓。

明治製菓的創辦人，年輕的相馬半治曾受政府資助出國留學，歸國後任職於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糖務局」。1906 年，相馬在民政長官後籐新平與實業家澀澤榮一支持下，於南臺灣創立「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日治時期四大製糖會社）。

不久之後，相馬與他的團隊以多角化經營方式成立大正製菓會社，也就是後來著名的明治製菓會社，它的招牌產品巧克力，與森永的牛奶糖成為了日本糖果的代表商品。

二十世紀初期，森永與明治製菓公司創造的不僅是新滋味，更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明治以來，日本政府與民間社會致力追求「西化」與「現代化」，日本傳統的和菓子文化開始遭遇挑戰。

日本學者光田達矢的研究指出，大眾媒體開始塑造「洋菓子」與「和菓子」之爭：相較於泰勒式工廠所製造的洋菓子，和菓子被視為沒有衛生保障的產品，許多報章雜誌甚至鼓勵母親讓孩子多吃巧克力或牛奶糖，而不是包裹紅豆餡的和菓子。

不過，即使和菓子與洋菓子相互爭寵，它們都在日本帝國走向一個新時代時，各自代表了一個味覺與現代性的象徵。和菓子代表改良後仍然蓬勃的日本傳統地方味，洋菓子則是新式且具有時尚感的新寵兒，除了味覺刺激之外，更是可以讓消費者展示自己是走在時代潮流前端的符號。

只是，當聽見《南進台灣》的旁白大聲呼喊：「身為文明人的各位，請盡情享用砂糖吧！」其實同時也看見日本人品嚐的甜食之中，飽含臺灣蔗農的血淚。 儘管當時日本帝國並未採行像大英帝國、法國的奴隸制度，而且森永、明治產品也銷售至臺灣，讓臺灣消費者有機會品嚐新鮮甜味，但不可否認的是，利用臺灣豐饒蔗糖製作出的洋菓子，不僅代表日本帝國對於西方文化與文明現代性的追求，同時也代表帝國主義的剝削；在帝國輝煌時期，人民的日常中，留下了一枚帶著苦悶的甘味印記，留待細細品味。

（本文作者為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