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糖MIT_怎麼這麼巧?一百年前同一天,兩個遭遇大火的臺南糖業基地

1906 年 5 月 12 日,臺南發生了兩起大火,很巧的是,剛好都與砂糖有關。

當天正午,臺南廳的三崁店(今永康)興發製糖會社,因為伙房工人準備午餐時不注意釀成大火,火勢迅速從屋內延燒,直到下午三點才受到控制。這場災情造成兩棟製酒場與六棟人夫合宿所全數燒毀,煮沸工場及雇人宿舍部分燒毀,一位本島工人腳部輕傷。

正當三崁店火勢受到控制,下午三點五十分,大目降(今新化)的甘蔗試作場也發生了大火。這次大火共燒毀職工宿舍一棟、土木監督員事務所一棟、苦力宿舍一棟。所幸火災發生在白天,得以在下午五點半即時控制火勢,如果是夜間發生,大概附近建築物都將燒毀殆盡。

三崁店的災情總共損失約 2,600 圓,如果以 1922 年臺南人月平均生活開銷約 39.7 圓計算,火災的損失大約是臺南人月平均開銷的 66 倍。從帳面來看確實損失慘重,不過記者加以報導的原因,可能還與日本政府對臺灣糖業與這兩個火災發生地的重視有關。

一、原料的新嘗試:大目降甘蔗試作場

臺灣蔗糖為日本當局帶來龐大利益,1935 年臺灣博覽會糖業館出版的《臺灣糖業の栞》曾描述,臺灣蔗糖產量不僅可以外銷賺取大量外幣,對內又能自給自足,是臺灣島內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臺灣具有種植甘蔗的優良條件,不過日本統治臺灣初期,發現本土種甘蔗比南洋改良種細瘦,產糖量也少了兩倍以上。為了增加糖產量,1902 年臺南糖務局隨即準備於大目降設立改良試作場,培育適合臺灣種植的甘蔗品種,提升蔗糖產量,進一步提升臺灣糖業在世界的地位。(延伸閱讀:糖果與劍:新渡戶稻造和日本時代的臺灣糖業) 

1903 年 5 月 16 日大目降甘蔗試作場正式成立,以培養優良蔗苗為目標,不到五個月,試作場就已經引進了「土卓來普道申加坡裕」、「羅汝萬莫」、「蚋海那」、「乙羅加禮道爾也」等不同甘蔗品種改良。

1904 年改良種育成,但種植普及率卻不高,蔗農仍多種植原來熟悉的甘蔗品種。試作場為了提高改良種的種植率,不採取過去直接分發新種苗給蔗農的方法,而是與指定的大蔗農合作。試作場先分配新種苗給大蔗農,再由大蔗農領導小蔗農改種。不僅如此,試作場還採取觀光示範農場的策略,推出「半價鐵道車票伴你遊大目降試作場」促銷方案,吸引蔗農到農場參觀。

臺南竹篙厝「糖業試驗所」,今日生產路上的「臺灣糖業試驗所」。(來源自臺灣博覽會糖業館,《臺灣糖業の栞》(臺北:臺灣博覽會糖業館,1935),附錄頁 1。) 

大目降甘蔗試作場不僅培育蔗苗,也肩負培育糖業技術人才的任務。1907 年試作場成立糖業講習所,1921 年設立中央級的研究機關「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糖業科」。這份研究工作直到 1932 年,才由總督府於竹篙厝設立的糖業試驗所(今「臺灣糖業試驗所」)統一接手,進行甘蔗與砂糖生產的全面性研究。

這麼看來,這次大火燒掉了一個重要糖業研究基地。那麼另一個火災地點「三崁店製糖工場」又是為什麼重要?

二、少見的外商製糖場:三崁店製糖工場

1902 年橋仔頭新式製糖工廠(今日的橋頭糖廠)開始運作時,民間仍有舊式糖廍持續運作。當時除了臺灣民間組織,也有外商投資臺灣糖業,比如英商怡記洋行(Bain & Co.)投資整合「三崁店」的在地舊式糖廍,並引進蒸氣、電力等動力壓榨機械,成立「ベイン製糖場」或「ヘスチング製糖場」,也稱為「三崁店製糖場」。

臺灣製糖會社收購後的三崁店製糖工場。(來源自大園市藏,《臺灣始政四十年史》(臺北:日本植民地批判社,1935),無頁碼。)

日本企業也不放過這項投資機會,重要會社在總督府「鼓勵」下,紛紛在臺灣各地發展製糖產業:日本三井會社創立「臺灣製糖會社」,從橋仔頭工場開始發展;擔任臨時臺灣糖務局技師的相馬半治,與許多總督府官員共同引進三菱會社資金成立「明治製糖會社」,於蕭壟製糖場(今日的佳里糖廠)起家。臺灣資本也有不錯整合,高雄苓雅寮的陳仲和就創立「新興製糖會社」,臺南則有商人王雪農整合臺灣資金籌組「鹽水港製糖會社」等等。

在眾多本地資金成立的製糖會社中,英國資金投資的三崁店製糖場顯得獨特,它不只整合民間糖廍資源,甚至帶領傳統製糖朝向模範工場發展,雖然不敵日本會社的臺灣製糖、明治製糖、大日本製糖等,但是也可以與臺灣的新興製糖、鹽水港製糖平起平坐。

根據 1909 年的報導,三崁店製糖場試驗期收有 1000 斤甘蔗,能夠壓榨出 780 斤糖汁,這些糖汁可製成 125 斤砂糖,轉換率約12.5%。相較之下,1908 年臺灣製糖會社阿緱工場,轉換率約 7.9%,新興製糖會社轉換率約11.75%,都遜於三崁店製糖場。[1]

早在日本時代之前,洋商也曾涉足糖產貿易,但日本時代銀行特別贊助日資製糖會社,並用較低利息貸款給蔗農,這樣的環境加速日資製糖會社成長,也排擠許多外國資金。英商怡記洋行在三崁店的經營,曾轉由 F.S.D 商會(The Formosa Sugar and Development Company, Ltd.)改為新式製糖工場經營,可惜最終在 1911 年被臺灣製糖會社收併,也宣告最後的外資製糖場退出臺灣。

從〈臺灣糖業圖〉中可以看到各製糖會社都有自己的版圖。(來源自阿部留太,《臺灣糖業視察記》(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28),無頁碼。)

三崁店製糖工場為臺灣製糖會社所有後,連同車路墘製糖場(今日的仁德糖廠)、灣裡製糖場(今日的善化糖廠),成為臺灣製糖會社獲利最高的三座製糖場。此後,臺灣製糖會社擁有南臺灣穩固的製糖版圖,與大日本、明治、帝國會社等都有各自的發展基地。大火發生的 1906 年,三崁店製糖場仍然是怡記洋行所經營,當時已在臺灣製糖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不僅是少見外商製糖場,產能更是有目共睹。也因此,大火很可能重創臺灣的製糖產業。

三、流著糖蜜的鐵道路線:從善化到安平

前文提到大目降甘蔗試作場扮演糖業上游的研究角色,三崁店製糖場則是日本時代少見的外商公司,接下來我們來說說,這些鹽水溪南岸生產出來的糖,要怎麼運送外銷,替日本帶來可觀利益。

運輸的核心就是鐵道。日治時期,糖業鐵道連結起中南部農村與城市,不少居民透過糖業鐵道搭配縱貫線自由在島內移動,除了牛車之外,體驗新的交通方式。 從 1921 年的〈日治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我們可以觀察到錯綜複雜的糖業鐵路,分成營業線與專用線,前者提供一般大眾搭乘服務,後者只運送工廠的甘蔗、蔗糖、機械與其他產品。

臺灣製糖會社的灣裡製糖工場。(來源自大園市藏,《臺灣始政四十年史》(臺北:日本植民地批判社,1935),無頁碼。)

從圖中,我們還可以拼湊出一條從灣裡製糖場一路到安平港的運輸路線。灣裡製糖場和三崁店製糖場一樣,是臺灣製糖會社中獲利最高的製糖場,在這裏,載滿砂糖的火車出發,一路穿梭在甘蔗田,從途中的橫向軌道通往蔦松,再轉往縱貫鐵道。(延伸閱讀:乘著糖業鐵路五分車,從美濃私奔:鍾理和與他筆下的殖民地臺灣

鐵路進入臺南市區之後,根據 1907 年的〈市區改正臺南市街全圖〉,沿著今日西門路經過西門圓環,在現在的民生路轉往西行,通向安平港。

這條糖之路線,可說是為了連接縱貫鐵道與港口運輸而設置。然而,雖然安平港從清國時期一直是臺南一帶米、糖、鹽等產品的輸出港,但因位於曾文溪與鹽水溪下游,容易淤積大量泥沙,安平港逐漸只能停泊吃水量小的小型船,無法發展為糖業輸出的重要大港。

因此,日本政府轉往建設高雄港,米、糖的輸出也延著縱貫鐵路轉移到高雄。1910年臺灣製糖會社甚至就在高雄港成立「臺糖造船所」,建造專屬的木造船「金比羅丸」與「福海丸」負責運糖。約莫 1920 年代以後,重心移往養殖漁業發展的安平港,除了臺灣製鹽株式會社的製品,從日本或由國外輸入的鐵材、唐紙,早已看不到砂糖的身影。(延伸閱讀:高雄成為臺灣的「鋼鐵之都」,絕非只從中鋼開始

安平港與小船。(來源自專賣局臺南支局,《專賣事業概要》(臺南:專賣局臺南支局,1937),無頁碼。)

這就是鹽水溪南岸製糖產業鏈的一幅完整圖像:大目降甘蔗試作場成功引進蔗種,分配給蔗農種植,收成的甘蔗則運往如三崁店的製糖場提煉砂糖,這些砂糖再從安平港到後來的高雄港,運往日本與世界各國。這也正是為什麼,1906 年 5 月 12 日臺南接連發生的兩場大火,受到媒體這麼大的關注。因為它們燒掉的可不只是一個廚房、幾間宿舍而已,它可是燒掉了臺灣製糖產業鍊線上,兩個舉足輕重的地方啊!所幸都在白天發生,才得以及時控制住火勢,不至於造成更大的損失,但想來,這兩場大火已燒出了日本當局的恐慌吧。

參考書目

  1. 大園市藏,《臺灣始政四十年史》,臺北:日本植民地批判社,1935。 
  2. 太田猛,《臺灣大觀》「糖業篇」,臺南:臺南新報社,1935。 
  3. 阿部留太,《臺灣糖業視察記》,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28。 
  4. 齋藤四郎,《安平港調查記》,無版權頁,1932。
  5. 臺灣博覽會糖業館,《臺灣糖業の栞》,臺北:臺灣博覽會糖業館,1935。
  6.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昭和三年八月 臺灣の港灣》,台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1928。
  7. 專賣局臺南支局,《專賣事業概要》,臺南:專賣局臺南支局,1937。
  8. 《臺灣稅關要覽》,臺北:淡水稅關,1908。 
  9. 臺灣日日新報 
  10. 臺灣總督府檔案 
  11.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 
  12. 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4。 
  13.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新北:群學出版社,2003。 
  14. 趙文榮,《日治時期臺南州區之糖業與地方社會(1895-1945)》,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15. 蔣尚霖,《日治新式製糖嚆矢-論橋仔頭製糖所及其區域發展》,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16. 沈聰傑,《從「場」到「所」──臺灣總督府糖業試驗機構之變遷》,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17. 陳旺展,《臺灣日治時期三崁店時製糖工場的空間形成與歷史價值》,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18. 吳榮鐘,《蒜頭糖廠的原料區與糖業鐵道之運作與發展》,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 
  19. 莊天賜,《臨時臺灣糖務局與臺灣新製糖業之發展(1902-1911)》,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 
  20. 莊天賜,〈臨時臺灣糖務局時期原料採取區域制度之施行(1904-1911)〉,《師大臺灣史學報》第5期(2012.12),頁 71-96。 
  21. 何鳳嬌,〈日治時期臺灣新式製糖會社的土地政策〉,《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0期(2017.12),頁 77-121。 

[1] 1908 年的臺灣製糖會社阿緱工場從 11 月 20 日到 4 月 5 日共收到原料 13282890 斤(7969734 公斤),製作成第一種糖 994746 斤(596848 公斤)與第二種糖 53206 斤(31924 公斤),轉換率約在 7.9%,劣於三崁店製糖場的 12.5%;以臺灣資本的新興製糖會社來說,從 1908 年 12 月 11 日到 1909 年 4 月 3 日,總共收 45607390 斤(27364434 公斤)甘蔗,製成第一種糖 49647 俵(2978820 公斤)、第二種 3877 俵(232620 公斤)、第三種 53 俵(3180 公斤),轉換率約在 11.75%,也是遜於三崁店製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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