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殺手】被咬到就無藥可救，屠殺流浪狗、用犬肝塗傷口也沒用──戰後初年，臺灣如何終結大規模狂犬病？

1948 年 4 月，臺大醫院的神經精神科裡，隱約醞釀著一股令人不安的氣氛。幾名醫師面色凝重地聚在角落，討論著科內最近收治的一名病人。只見為首的年輕醫師向眾人點了點頭，確認了這個壞消息：數年前，也就是日本統治時代末期已絕跡於本島的狂犬病，此刻，竟又出現了新的感染案例！

如果你對狂犬病稍有認識，應該能體會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直到今天，狂犬病仍被認為是所有人畜共通的傳染病當中，最為棘手的一種。若被染病的狗（或者其他各種溫體動物）抓傷、咬傷，病毒便可能從傷口開始向中樞神經系統節節進逼。一旦侵入神經，患者的死亡率幾近百分之百，是名符其實的「無可救藥」。

即便是如今（2020 年）地球上最頂尖的醫學技術，對狂犬病入侵神經亦是束手無策，[1]更別提 72 年前的臺大醫院了。1948 年，發現這個病例的林宗義主任也無法憑著一己之力，突破狂犬病的醫學障壁。這位年僅二十八歲的年輕醫師，在臺灣的近代醫療發展史上其實是個頗重要的人物。其中一個原因，便是他在 1946 年底來到臺大醫院，創立了神經精神科，為臺灣的神經醫學發展奠立了基礎。[2]正因如此，以神經症狀為主要病徵的狂犬病患者，遂成了他的病人。

然而，面對這名病患，林宗義所能給予的幫助必然有限。[3]除了最基礎的支持性治療之外，身為基督徒，他恐怕只能代替病人向上帝禱告，並且祈求不要再有更多的病例出現。

遺憾的是，1948 年首先出現在臺大醫院的這個病例，只是一場災難的開端。此後的十年間，狂犬病在臺灣持續猖獗，除了葬送掉數百條人命，同時也對島內的公衛體系構成了嚴重挑戰。不僅如此，這場傳染病還使整個臺灣社會掀起一陣集體恐慌，並且迫使各地方政府開始大規模地捕殺流浪狗。

致命的狂犬病，為什麼會在戰後臺灣再度盛行？最終，人們又是如何擺脫這一疾病的威脅，逐漸解除集體的恐懼？

戰爭結束，傳染病卻又死灰復燃

認真說起來，在 1948 年的臺灣，狂犬病的死灰復燃，其實不是一件太令人意外的事。因為當時整個臺灣島正籠罩在疫癘肆虐的風暴當中。霍亂、鼠疫、天花……各種原已被日本殖民政府消滅的傳染病，在二戰結束後竟又再度爆發，席捲島內各地。突如其來的瘟疫，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今天，許多關於臺灣港口檢疫制度的歷史研究，都將矛頭指向了當時統治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被派到臺灣，負責接收工作的行政長官公署。[4]

實際上，戰後初期陸續出現在臺灣的這些流行疾病，多半是透過當時剛剛復甦的海上運輸，從中國沿海的各個港口被帶到了臺灣。如眾所皆知，中日戰爭在中國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難民四處流徙，城市裡的公共衛生體系也經常難以維持。混亂的局面裡，大概也很難無法阻止傳染病的流行吧。

相對來說，二戰時候的臺灣，狀況便好上許多。即便各個港口仍舊與一些疾病盛行的地區保持航運往來，但依靠著海港檢疫體系的有效運作，境外傳染病始終沒有越過檢疫機構的防線而入侵這座島嶼。[5]

能夠一直將傳染病隔絕於島外，大概是相當不錯的成就吧？然而，1945 年 10 月接手臺灣的行政長官公署，並沒有運作起與戰前同樣水準的防疫系統。更糟糕的是，他們並未及時地修復那些因空襲而損毀的海港檢疫設備，也沒有任何更積極的動作。[6]

一直到 1946 年 4 月，新政府終於成立了「檢疫總所」。值得注意的是，首任所長程立在接受《民報》記者訪問時，相當坦率地承認：臺灣的海港檢疫工作，在他到任以前「可以說是停止狀態」──換句話說，有將近半年的時間，這一整座島嶼對於境外傳染病根本毫不設防。加上戰後初期的臺灣盛行走私，防疫的破口也因此更形巨大。

檢疫系統失靈的直接後果，便是疾病的大規模流行，而且來得極快。同樣在 1946 年，臺灣各地陸續傳出霍亂、鼠疫、天花等疫情。據說，當時全臺灣六百萬人口當中，估計有五分之一都已感染了瘧疾。更有甚者，傳染病的擴散還成為了「新營事件」、「布袋事件」等官民衝突的導火線。此時，即便社會輿論急切地呼籲新政府重視防疫，「使大陸各港口的疫病細菌再無法侵入本島」，[7]恐怕是為時已晚了。[8]

「檢疫總所」成立後，新政府的防疫系統雖逐步開始運轉，但人們仍舊發現：境外傳染病的入侵並未因此被遏止，有些疾病還是能夠突破防線──比如狂犬病。1947 年，狂犬病毒從疫病盛行的上海被帶進臺灣。短短一年過後，便有了林宗義在臺大醫院發現的人類感染案例，以及接下來一系列因此引發的災難。[9]

社會的集體恐慌

從 1948 年開始，臺灣狂犬病患者的數目字急遽攀升，雖然與其他許多傳染病相比，狂犬病毒的擴散效率不算太快（畢竟主要的傳播路徑還是被狗咬），但考慮到它極高的致死率，還是足以引起整個社會的集體恐慌。

更可能引起恐慌的是它的症狀。如前所述，狂犬病毒會襲擊人體的中樞神經系統。這一疾病的臨床特徵，除了典型的恐水症，還包括「極度狂躁過動、意識錯亂、幻覺、或是怪異行為」。[10]在醫學知識還不普及的年代，一個突然陷入瘋狂的狂犬病患，勢必會引起騷動與議論。

1952 年 3 月，屏東里港一名男子病發，「精神頓現異狀，發狂後亂咬東西，情至可憐」。1955 年 8 月，花蓮吉安鄉某村民在市區裡忽然發作，「狀甚瘋狂，延至翌晨即死去」。[11]所有這類的報導，除了具體描述出狂犬病患的心智狀態，也說明了這一疾病可能在人們的心裡留下什麼樣的恐懼印象。

舉個例子：知名的前輩漫畫家劉興欽，幼時生長於新竹的農村地區，他便曾經親目睹狂犬病患的癲狂狀態。在一次電視節目的訪談當中，他還提到老一輩的臺灣人是如何嚴肅地告誡孩子們，要怎麼樣分辨那些可能帶病的野狗。[12]

 

狂犬病的神經症狀使人失去自主行為能力，加上它的主要感染方式是「被咬」，凡此種種，都很容易使我們想到現代恐怖電影裡的喪屍或吸血鬼。令人意外的是，這種聽來頗為直觀的聯想，可能真的有其道理。部分學者主張：中古歐洲狂犬病患者所表現的瘋狂嚙咬行為，或許就是早期一些吸血鬼傳說的根源，這類傳說後來則繼續啟發了諸多不死怪物的創造。如果這樣的推測準確無誤，我們今天在西洋電影裡看到的諸多妖魔鬼怪，他們的始祖在數百年前，或許真的是狂犬病患。[13]

話雖如此，現實世界裡，遭到病人嚙咬而感染狂犬病的案例其實極少。對於真正受到狂犬病威脅的人類社群來說，更值得他們恐懼的不是染病者，而是狗。若試著翻閱 1950 年代初期的報章雜誌，你很容易在各種關於狂犬病例的報導當中，察覺到一種害怕「被狗咬」的共同恐懼，如何在這座島上漸漸滋長蔓延：

「行不得屏東路，狂犬連續傷人」
「鹿港鎮狂犬橫行，又一學生被咬傷」
「狂犬發狂咬傷人狗，中和發生狂犬病」[14]

見於報端的狂犬病案例，絕大部分都是在日常生活當中意外遭狗咬傷，感染病毒，一段時間後便忽然發作，並且毫無例外的步向死亡。所有這類故事，無疑使得整個社會開始感到人人自危。也許明天，厄運便會降臨在自己頭上。

而這樣的災厄確實奪去了不少人的性命。舉例來說：知名歷史人物林獻堂的弟媳陳榕紉，便是其中一個不幸的例子。根據《林獻堂日記》所述，陳榕紉是被染病的家犬咬傷指尖，一個月後忽然發病，三天過去便撒手人寰。另外，曾在「澎湖七一三事件」擔任審判長的部軍官舒紹鴻，其獨生子亦死於狂犬病。[15]

總計在 1948 至 1958 年間，有紀錄的狂犬病死亡人數高達 782 人。[16]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數字或許只有計入了醫療衛生院所裡的病患數。在沒有健保的年代，很多沒錢看醫生的農村家戶，經常只能自己想辦法處理疾病。如果這個推測成立，未被列入統計數字的狂犬病個案，恐怕不在少數。

該捕殺流浪狗嗎？

還有一件事情無疑會加重人們心中的憂慮──在二十世紀中期的臺灣，無論什麼地方，幾乎隨處都能見到狗的蹤跡。

這點說起來毫不奇怪，因為一直以來，這座島上的住民，總是喜歡養狗。直到今天，我們在鄉下也經常可以看到養在三合院裡看門的阿福阿財，或者成群結隊遊逛的流浪狗。然而，如果你置身於一個飽受狂犬病威脅的社會當中，你恐怕也會像 1950 年代的臺灣人一樣，對所有這些狗狗心生戒懼了吧。

每一頭野狗都可能是危險的來源，這使得人們走在街上總是格外警戒，「彼此均步步設防，見犬便退避三舍」。[17]對此，主政者想到的解決辦法簡單、粗暴、但有效──把街上遊蕩的狗通通幹掉。狂犬病開始盛行後，各縣市政府便紛紛成立撲殺流浪狗的隊伍，只要沒掛狗牌（得向政府登記索取）、沒戴口罩、沒人牽繩的狗，格殺勿論。

於是乎，從 1940 年代末期開始，全臺各地掀起了一股以狗為目標的大屠殺浪潮。在臺東，街道上「狗屍遍地」，令人慘目傷心。在臺北，八個月內有 1670 隻狗死於衛生院的撲殺行動。根據省衛生處的說法，到 1952 年 5 月為止，整個臺灣犬隻的捕殺數量將近有 15,000 隻，而這還只是一個暫時性的數字而已。之後，各地方政府發起的捕殺運動，仍繼續葬送掉成千上萬條狗的性命。[18]

當然，除了大肆撲殺野狗之外，衛生單位還是做了其他許多配套措施。比如強制飼主向政府登記領牌，為家犬注射疫苗，阻止病毒在狗群間繼續散播。

後者對於臺灣的狂犬病防治尤其重要。今天，家裡有養狗的人，多半都有帶狗狗去施打狂犬病疫苗的經驗。這種強制預防性接種疫苗的作法，早在日治時期便已開始實行，[19]只是戰後一度中斷，直到 1940 年代末的狂犬病風暴再起之後，才又重新運作，並且延續迄今。

另一方面，對於遭到病犬咬傷的人類來說，疫苗也幾乎是唯一的救命辦法。如前所述，狂犬病一旦進入神經期，便等於宣告患者的死期將至。不過，只要能趕在這之前，針對被咬到的疑似感染者注射疫苗，便有很大的機率能夠挽回局面。

然而，在疫苗救命觀念還不普及的時代，臺灣民間似曾廣為流行一種對付狂犬病的偏方。早在 1917 年，《臺灣日日新報》便提到臺北有三個狂犬病患試圖用病犬的肝臟塗抹傷口，以求治癒。

奇妙的是，到了 1950 年，臺中有個被狗咬傷的民眾，竟也同樣「依據俗傳方法，將狂犬打死，剖腹挖出心肝切片塗蓋傷處」。想當然，這個沒有任何科學根據的偏方，最後仍然沒能夠保住他的性命。不過，這兩個相隔三十年間的案例，顯示了早期的臺灣民間，確實有許多人共同相信同樣一種治療狂犬病的「知識」。[20]

 

延伸閱讀：棕色獵犬暴動：一場解剖活體小狗引起的醫學爭議事件

此外，在 1950 年代的狂犬病風波當中，還有許多傳統漢醫紛紛在報紙上分享自家的「秘傳良方」。這些大夫所開出來的藥材成分不盡相同，但它們最後大概都沒能使病患獲得拯救。[21]不管怎麼說，真要逐退狂犬病，還是得仰賴現代預防醫學所開發出來的疫苗。

實際上，人類史上第一劑有效用於人體的疫苗，就是被用來救治狂犬病。那是西元 1885 年的事情。而這劑疫苗的開發者，便是大名鼎鼎的「微生物學之父」巴斯德（Louis Pasteur）。[22]自此而後，疫苗技術迅速被推廣到世界各地，包括日本統治下的臺灣。

早在二十世紀初期，臺灣便已發展出狂犬病疫苗的製造能力。戰後，國民政府承接了這樣的技術基礎（特別是在戰後初期製造了大量疫苗的臺大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支所），在 1940 年代後期包括狂犬病在內的傳染病風暴當中，也才有迅速提供疫苗的因應能力。[23]若不是這些疫苗，戰後臺灣死於流行病的人數恐怕要大大飆升，擺脫這些疾病的時間，也會推遲不少吧。

終結狂犬病的唯一良方：疫苗

經過一段時間的野犬捕殺與疫苗推廣之後，臺灣自 1958 年開始便不再有狂犬病的人類病例。今天，老一輩臺灣人口中的「痟狗病」（siáu-káu-pēnn），對於現在的我們而言，已是相當遙遠的故事。不過，回望 1950 年代的臺灣史，狂犬病確實對人們構成了嚴重的心理威脅與性命危害。

從動物的角度來說，捕殺與疫苗，同時意味著死亡與拯救，而前者總不是人們樂見的方式──雖然在現代世界，大量殺死動物在許多時候仍被認為是必要之惡。最近的一個例子發生在丹麥，為避免變異的新冠病毒持續擴散，該國政府決定撲殺一千七百萬隻水貂。而在臺灣，口蹄疫、禽流感等動物疾病造成的大量撲殺，對大多數人而言也仍記憶猶新。

所幸，疫苗的技術發展仍在持續進步，應用範圍也更趨寬廣。比起貓貓狗狗等伴侶動物，臺灣目前大量進口（與少量自製，約占 13 %左右）的動物用疫苗，其實更多地應用在豬、雞等經濟動物身上。[24]一定程度上來說，疫苗除了保障動物的生命不受疾病侵害，對於取用這些動物的人類社會，也確保了民生需求的穩定無虞。

疫苗的發明大大改變了人與諸多動物的生命處境，只是我們很少從這個角度來檢視它對整體人類歷史的影響。從巴斯德的時代開始，我們以疫苗為武器，在一百多年來陸續控制住諸多傳染病的流行，到了 2020 年，全世界也仍在期盼疫苗的開發，能夠終結 COVID-19 這場席捲全球的災難。現在看來，黎明似乎已經不甚遙遠。未來，疫苗也會繼續扮演這種超級英雄般的角色，繼續保衛人類文明的存續。  

[1] 「目前對於已發生狂犬病症狀的病人並無確定療效的治療」，這句話出自 2018 年 8 月修訂的衛福部《狂犬病工作手冊》，迄今仍未改版。或可參閱 2019 年 5 月修訂的衛福部《狂犬病防治核心教材》，頁 23。

[2] 儘管林宗義本身的專長其實是精神醫學，早期的臺大神經精神科也著重在這個領域。參見陳永興，〈洪祖培 台灣神經科開山祖師（1926〜2019）〉，《民報》網站，網址：https://www.peoplenews.tw/news/ea44f4b5-ae6f-4945-9375-7fda68aa8bce，2020 年 11 月 2 日檢索。

[3] 必須說明：我並不清楚林宗義處置這名病患的詳細過程。我的推測是：該患者應已表現出狂犬病的神經症狀，才有可能出現在神經精神科當中。而如本文所述，狂犬病的病程一但進入神經期，大約已是回天乏術。

[4] 一種代表性的研究，參見陳淑芬，《戰後之疫：台灣的公共衛生問題與建制（1945-1954）》（臺北：稻鄉，2000），頁 90-100、144-145。

[5] 關於日治末期臺灣港口防疫體系的運作成效評估，參見梁瓈尹，《國家與檢疫：日治時期臺灣海港檢疫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19-131。

[6] 參見陳淑芬，《戰後之疫：台灣的公共衛生問題與建制（1945-1954）》，頁 92-100。有些早期的研究強調戰爭末期的轟炸破壞了檢疫設備，致使行政長官公署無法執行檢疫工作。不過，我與其他研究者的看法相同：公署在整體防疫舉措上的消極，無法以這樣單純的理由開脫責任。

[7] 參見〈加緊防疫〉，《新生報》，1946 年 7 月 9 日，第 2 版。

[8]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前夕，《民報》上的一篇社論曾明白指陳當時臺灣「本省人」與「外省人」在面對傳染病時的心態差異。該文說到：隨著各種傳染病逐一從「祖國」被帶進臺灣，「本省人莫不驚慌焦躁，但是來自外省的同胞卻大多是泰然自若地說：天花、霍亂在國內是平常的事，何須大驚小怪」。參見〈防止「天命」的光復〉，《民報》，1947 年 2 月 26 日，第 2 版。一定程度上，對於行政長官公署在傳染病防治方面的不滿，也很可能是二二八事件的背景原因之一。這方面的論述，可參見賴進祥，《傳染病與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5。或見陳淑芬，《戰後之疫：台灣的公共衛生問題與建制（1945-1954）》，頁 55-65。

[9] 「1947 年狂犬病毒從上海進入臺灣，1948 年林宗義發現戰後臺灣狂犬病首例」是一個普遍流行於各類文獻上的說法，但缺乏進一步的細節。可能的情況，是在1947年從上海輸入的動物身上檢測到狂犬病毒，到了 1948 年才有人類感染的首例。

[10] 參見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等編，《人畜共通傳染病臨床指引（第二版）》（臺北市：衛生署疾管局，2009），頁 84。當然，每個狂犬病患者的症狀表現不同。2002 年花蓮慈濟醫院收治一個在中國被狗咬傷的狂犬病例，主治醫師便表示患者的狀態與他在教科書上讀過的描述不盡相同，但恐水症的表現則完全一致。參見〈曾診治狂犬病患 醫師：恐水症明顯〉，《聯合晚報》，2013 年 7 月 18 日，A10 版。這則報導同時說明了狂犬病對於現代臺灣的醫療體系而言，已是極為陌生的一種疾病。

[11] 參見〈屏東狂犬禍 又死了一人〉，《聯合報》，1952 年 3 月 21 日，第 6 版；〈曉妝遽辭人間去 正策鐵馬忽發狂 一日三起離奇命案〉，《聯合報》，1955 年 8 月 10 日第 3 版。

[12] 參見民間全民電視公司製播，《民視異言堂：消跡．再起．狂犬病》，2013。另外，關於狂犬病如何引起一個社會的集體恐慌，19 世紀的美國紐約或許是個有趣的參照。參見 Jessica Wang, Mad Dogs and Other New Yorkers: Rabies,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an American Metropolis, 1840–192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9.

[13] 參見Eric Michael Johnson, “A Natural History of Vampires,” Scientific American（美版《科學人雜誌》網站），網址：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primate-diaries/a-natural-history-of-vampires/，2020 年 11 月 20 日檢索。

[14] 以上新聞標題，參見《民聲日報》，1952 年 3 月 1 日，第 5 版；1951 年 5 月 2 日，第 5 版；1950 年 7 月 10 日，第 5 版。

[15] 參見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51 年 9 月 21 日，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站；〈舒子明 軍中服務被犬咬斃 教廳據報特予表彰〉，《聯合報》，1952 年 11 月 28 日，第 3 版。

[16] 參見行政院衛生署編，《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臺北市：衛生署，1995），冊 1，頁 405。

[17] 參見〈雲林狂犬噬死農民〉，《聯合報》，1954 年 4 月 25 日，第 5 版。

[18] 參見〈無牌野犬屍體遍地，吃飯大王打賭告捷〉，《民聲日報》，1955 年 11 月 16 日；〈八個月以來 捕殺野犬千六百頭 將再度出擊〉，《聯合報》，1952 年 9 月 2 日，第 4 版；〈黃業劉傳來等指責衛生院 門診部與民分利 議會昨上午詢問衛生 顏處長報告工作情形〉，《聯合報》，1952 年 6 月 19 日，第 2 版。

[19] 參見沈佳姍，〈瘋狗退散──臺灣在日本時代的狂犬病接種防治〉，《臺灣史料研究》，43（臺北，2014），頁 61-77。

[20] 參見〈狂犬連咬四人〉，《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4 月 13 日，第 6 版；〈狂犬病復發 賴金水身死〉，《民聲日報》，1950 年 2 月 11 日，第 4 版。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戰後狂犬病傳播史的黃冠彰指出，這種「知識」的原型可能出自東晉葛洪的《肘後方》，參見氏著，〈狂犬病肆虐下的臺灣－從報紙看政府政策與民間反應（1948-1958）〉，《中興史學》，17（臺中，2016），頁 20。另外，還有一個更扯的故事發生在 1954 年的桃園平鎮，一名被狗咬傷的男子聽信別人的說法，竟然吃掉了那隻咬他的狗，試圖「以毒攻毒」。一個月後，這個人毫不意外地狂犬病發作，在村子裡見人便咬，隔天便斷氣身亡。參見〈鄉愚吃狂犬肉 毒發一命歸陰〉，《聯合報》，1954 年 5 月 24 日，第 5 版。

[21] 參見〈狂犬病咬傷，埔里有良方〉，《民聲日報》，1950 年 7 月 13 日，第 3 版；〈瘋狗患聲中這里有個鑑別常識醫治傷患秘傳良方〉，《民聲日報》，1951 年 6 月 6 日，第 5 版；〈祖傳治狂犬病祕方 公諸於世〉，《聯合報》，1952 年 7 月 14 日，第 2 版。

[22] 參見〈巴斯德與狂犬病疫苗 │ 科學史上的今天：07/06〉，「泛科學」網站，網址：https://pansci.asia/archives/143116，2020 年 11 月 20 日檢索。

[23] 用於獸類的疫苗比較單純，從戰前到戰後，多數時候都是由淡水的「獸疫血清製造所」來負責提供，這個單位後來演變成今天的行政院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至於人用疫苗，戰後初期則多半由臺大「熱帶醫學研究所」的士林支所、以及新成立的「臺灣省衛生試驗所」進行生產。到了 1952 年，這兩個單位合作成立「臺灣血清疫苗製造所」，統一供應全臺所需。這一個製造所，也就是今天衛福部疾管署「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的其中一個前身。關於臺灣的疫苗製造史，參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編著，《百年榮耀 世紀傳承：臺灣百年公立疫苗製造史，1909-2014》，臺北：疾管署，2014。附帶一提，在狂犬病人已然消失許久的臺灣，衛生單位似已採用購買代替生產，不再針對這種疾病專門製造疫苗。

[24] 參見林彥宏等，〈臺灣動物用疫苗產業發展現況〉，《農業生技產業季刊》，51（臺北，2017），頁 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