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熱切歡迎祖國，卻反被舉家殺害──國大代表張七郎之死（下）

遺孀與縣長

張家三人被殺後的隔月，張七郎的妻子詹金枝還在四處奔波，想方設法救出她仍繫獄的三子張依仁。除了透過丈夫在省參議會的同僚聯名向中央伸冤，更搭火車繞過大半個臺灣，前往島嶼的另一側，希望請與丈夫在日治時期的同志好友林獻堂出面，向官方討人。

然而卻無功而返，這位臺人的意見領袖只是無奈地要詹金枝死了這條心，委婉地暗示：「先生娘，沒有用啦，你說什麼都是沒用的。」

心中積鬱，一口氣始終難獲紓解的她，又一鼓作氣寫了幾封訴冤狀，直向政府高層申訴，希望討回公道。在 6 月狀告高等法院未果後，她轉而將陳情書上呈國防部長白崇禧，甚至警備司令部最高指揮彭孟緝、副司令鈕先銘──

冤婦孜孜哀訴者，實有不白奇冤，故不避斧鉞，伏啟垂憐。孤兒寡婦孤苦伶仃，國家養育人才不易。高懸秦鏡，代為伸冤雪恨，則在九泉之亡夫父子，感德無涯；孤兒寡婦，更感大德無涯矣。臨狀不勝悲切，惶恐之至。

 除了哭訴自己的悲苦與不幸，她更在一封訴冤狀中，直指事件的元凶即是登門擄人的鳳林警察所長陳清炎、下令的花蓮縣警局局長王啟豐，以及花蓮縣最高行政長官張文成。

在警備司令部收到詹金枝的陳情之後，隨即發函花蓮縣政府，要求查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警備總部在這份電文裡，轉引了來自東部綏靖司令部的報告：

以該張七郎、張果仁、張宗仁父子，於四月四日在其私宅召開秘密會議，組織暗殺團體、勾引匿居霧社之日軍，策動叛亂反抗政府。政府經派隊馳往偵緝，聞風圖逃，拒捕擊斃。檢同張果仁身傍搜獲隻手槍一支、子彈四發、軍刀一把

但張文成對於這番叛亂描述並沒有太大的反應，彷彿一切了然於心、早有徵兆；至於讓他出面大動作澄清的，反而是詹金枝筆下那些關於他構陷逮人的繪聲繪影「證據」，以及他與張七郎不合的傳言。

為了自清，他洋洋灑灑寫了四大面公文紙，一條一條反駁來自張氏遺孀的指控──詳盡而小心翼翼地回覆關於預算審核、鳳林初中人選、縣長改選的質疑。

身為中央派來接收花蓮的負責人，他自忖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為這座東部的港市建設也付出了不少心力，然而似乎卻只被鄉親當成一個汲汲營營而機關算盡的小人。他坐在辦公室裡嘆了一大口氣，不斷想著究竟是哪一個步驟走錯了……他一不小心就在藤椅上打起呼來，眼鏡滑落他圓渾的臉龐。

仁壽醫院精神

沒多久，這一切事件彷彿成了過眼雲煙，地方不再有人提起。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後來因敗仗而撤退來臺灣的蔣介石政府，明示暗示地禁止人民記得。當年通過的憲法，隨著中華民國政府的失勢而被凍結，取而代之的是《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戒嚴令》雷厲風行地頒布，一切似乎從來沒有好轉的跡象……

張七郎逝世將近 10 年之後，當年的衛生局員劉邦生在累積了許多實務診療經驗後，獲得了醫師證照，從醫院助手轉為鳳林衛生所主任。在地方稍有聲望了的他，此時卻開始計畫退休，藉由成立小鎮診所謀得更多收入。他在心中一次又一次地盤算著，如何讓嗷嗷待哺的幼兒與繁多的家口過上點好日子。

下定決心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即是登門造訪已搬到山腳下的張家，懇求詹金枝出借「仁壽醫院」的牌匾。對他來說，開業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延續七郎仙對地方的照顧與恩澤。

在張七郎被殺後，儘管地方法院承諾詹金枝的「醫生牌照不取消」，她仍可以助產士資格繼續執業；不過丈夫與兒子們的過世，對她造成了極大衝擊，再也沒有心情接生新生兒，也難以再次踏入那個充滿回憶的場合。事件之後，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割草耕種、水果的熟成等農忙生活；仁壽醫院在原先願意幫忙照應的親戚離開後，荒廢了好一段時間。

但對於劉邦生這項貿然的請求，詹金枝儘管訝異但卻也不反對。劉邦生於是成為了「仁壽醫院」的新主人，承租原本醫院隔壁的樓房做為新院址。孰知才剛開業，卻收到了支援八二三炮戰前線的召集令。早已過了兵役年齡，又是一家生計來源的他，對這份派令滿是不滿與掙扎，但還是只能認命聽令，不多加揣測這與受難者張七郎間滿是關聯的巧合。

後來在砲火中倖存下來的他，卻又面臨考試院警告要取消執照的威脅。為了養家，為了傳承七郎仙的精神，他只能咬牙撐下。儘管對他來說，唯有低調才是保全自己的唯一明智選擇，但他還是試圖以身犯險，獨自一人承擔恐懼與反抗的後果，更嚴厲地命令孩子不准談論當年的二二八事件──只為把張七郎的仁壽醫院精神延續下去。

一如為了躲避二戰空襲，而舉家遷至滿洲國的張宗仁，以及因二二八事件而逃亡淡水的張依仁選擇沿用他們父親命名的「仁壽醫院」開業。劉邦生同樣也試著延續這份溫情，不願讓張七郎以「仁為己任」、努力謀求人們最大幸福的這個目標，輕易地消逝、妥協於荒謬的時局。伴隨他們踽踽前行的，是對仁壽醫院難以斷絕的相思，以及對這個荒蕪世界的愛。

這使得「仁壽醫院」這四個字，遠遠超出醫院招牌的意義，而成了仁心仁術的具體展現。一次又一次溫柔地撫慰著地方居民，彷彿前方的燭照，引領時人穿越炎涼的世態。

幕後黑手？

有別於地方人士及劉邦生對張七郎的敬意，潛伏在地方的特務眼中的這位國大代表，卻有著一幅鬼影幢幢的陰謀家面容，儼然欺壓百姓的地方惡霸。他們認為，張氏之所以能在花蓮稱霸一方，正是因為「於前日本時代，倚靠日人勢力，魚肉平民」；而他那幾位曾在東北涉嫌共黨組織的兒子，更是地方的頭號危險人物。

如此一個面目可憎的人，在二二八事件後一方面向縣長自稱因病蟄居在家，另一方面卻在陳儀為了安撫動盪的民心，而允諾各地處委會自行重選縣長時，派出自己的心腹暗樁在議會操盤，並攏絡了原本就熟稔的高山代表，最後才得以高達四成的支持率從三名候選人中勝出。

行徑可疑，幾乎可以確定是「一班不肖份子及有野心謀奪政權之政治家」，即便事實上包括張七郎在內的三名候選人，都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動提名、參選，甚至成為縣參議員們選出的新縣長。

至於他的終局遭遇，儘管情報人員認為確實死有餘辜，但同時也表示張七郎因為自己始終未曾參與的事件而被密裁，似乎不太公平，「實為可惜」。無法得知這些情報、謠言的來源，不過這些同屬國民黨陣營的情報人員，與縣長張文成對張七郎的印象顯然大相逕庭，反而與東部綏靖司令部、鳳林警察所高度重疊。

看起來似乎有一群掌握許多情資、暗中「走漏風聲」的人士，並不如縣長般寬容地看待地方菁英。又或者，正是縣長本人，其實沒有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單純？

在一位情報人員的報告中，栩栩如生地描繪了逮捕張七郎的過程，這份詳細的報告似乎掌握了相當關鍵的當事人說法：那天晚上，整編第二十一師獨立團第五連的連長董志成在某人的指令或建議下，帶領一大隊持械的軍人，浩浩蕩蕩地兵分二路，前往張家與醫院擄人。

在這份加密的電文的最後，幾乎明白地寫出了這一切的幕後黑手、下令暗殺國大代表的元凶，即是──

花蓮縣長張文成。

追思禮拜

距離事件發生約莫 40 個年頭過去之後，張依仁才終於成功從國外偷渡回臺灣。漫長的時間裡，他始終無法理解他究竟為何淪落如此遭遇──他只不過當年僥倖從父親與兄弟的槍決令中死裡逃生，以及從隨之而來的情治人員監控與騷擾中潛逃離境。

這使他被列入了黑名單，國籍、國外簽證或是任何屬於他的身分證明，都不被他的國家承認，彷彿存在就直接被一筆抹消。他躲藏在國外的日子裡，當年父親張七郎在獄中被過去親切對待的病患構陷、誣賴的景象，反覆在他夢裡上演。不甘心又痛苦的他，難以裝作沒事地繼續愛他的家鄉，只能在無數個夜裡激憤地喃喃自語：

臺灣人全都是壞人，好人沒幾個。

這次回來，他終於有機會再次見到那些，因為母親要求「不要留在臺灣被國民黨殺掉」而紛紛移居國外的弟弟。他們大半輩子漂泊異鄉，甚至連母親的最後一面都沒能見到。

不過幸好，在他回來後不久，解嚴後接替蔣氏政權的新總統李登輝，便決定為二二八事件致歉，並展開調查。聽到這個消息，張依仁心中才獲得了些許勉強的慰藉。於是，他決定與弟弟、兄嫂等人重啟中斷多年的追思禮拜，邀請眾多的受難者家屬們一起好好地哀思、鄭重地向過去道別，「讓時代的悲劇歸還於歷史」。這也延續他們的母親詹金枝在事件後連辦 12 年的追思禮拜，稍慰他們漫漫而無處發洩的相思、苦悶。

從事件隔年舉辦第一場告別式兼追思禮拜以來，張家生計日益零落冷清，同時身為遺孀及母親的詹金枝，在兒子張依仁獲釋隨即逃往淡水之後，只能一肩擔起整個家庭的重擔，堅毅地喚來小兒、媳婦捲起袖子自食其力，日復一日地農活勞動、掙取家用。無論是日復一日地嚴厲叨唸、囑咐子孫，還是疾聲喝斥闖入農園的軍人，時局不讓她只有軟弱的空間，否則一整個家將在轉眼間分崩離析。

然而，如此嚴厲的母親，卻總趁著罵完孩子外出割草時，高聲唱起宗教詩歌，藉由歌聲掩飾她的號哭。在兒女看不到的場合，讓終日壓抑的情緒、一時之間失去了丈夫與兩個孩子的痛，有個傾瀉的出口……時隔多年，張依仁夥同弟弟與張玉蟬等親人再次舉行的這場追思禮拜，在紀念父親張七郎與無數二二八受難者之餘，也是為了緬懷母親的愛，以及她漫長人生的含辛茹苦。

回響餘聲

2017 年 11 月最末一個週末，當張七郎的媳婦張玉蟬女士一如既往地前往鳳林教會禮拜時，她無意間與劉邦生的兒子劉青松先生重新搭上了線。多年未曾聚首的兩家人，見了面兩相關照問候，也聊到《花蓮鳳林二二八》口述訪談的出版，那些他們孩提時代的事情頓時又清晰了起來。

那個當下，劉青松激動而心懷感恩地告訴張玉蟬，他希望將父親留下來的遺物，那塊對兩家人都十分重要的「仁壽醫院牌匾」，還給張家。

回想起年輕泡在那間診所的日子，那些埋頭細心磨藥的母親、總不怎麼說話而板著臉的父親……這一切都過去了，幼時在診所玩耍的青年已經垂垂白髮，他看著手中父親逝世後以來都被紙層層包覆藏起的這塊牌匾，又再次臆測起父親是如何從詹金枝手中接下這份重擔。

張七郎與劉邦生在地方仁心仁術的軌跡，以及那些不願再次提起的難堪歲月，在歲月流轉之後卻在他們子女晚年時再次相會。劉青松悠悠地總結這一切：

所發生的悲慘的故事，以及親情、友情，所有感恩在裡頭。

高懸鳳林街近百年的這塊招牌，在事發逾半載後，又重新出現在張玉蟬眼前，她卻突然啞然了，那些慈愛與悲憤同時湧上了心頭，她紅著眼眶形容「1947 年的往事，彷彿又重現了眼前……」

張七郎親手題下「仁壽醫院」的蒼勁字跡，一如他的精神，從未消匿於時代的澆薄。總不斷有人願意傳承下來，從自己的兒子、親戚，到友人劉邦生，那些黑暗時光中的微小努力從來未曾斷過，彷彿曠野中的執拗低音，隱約卻又奮力地前行，靠著對於民眾持續而默默的關懷，作為對當局最卑微的反抗。

從參議會議長到制憲國民大會臺灣省代表，張七郎在努力建設地方、改善東部居民生活的同時，一直未曾忘記的是他在 1930 年（昭和 5 年）看病之餘，以毛筆寫下的那厚實的字：「仁為己任」。

然而這樣熱情而美好的人，卻被以「與共黨有關、煽動高山族暴動」的名義誣陷槍決；希望以自己所學來協助建設戰爭之後破敗的社會、整治無以為繼的時代的他，卻在那個時代殞落，被迫留在生命中最燦爛而熾熱的年華。

張七郎的外甥女杜潘芳格，在他逝世 40 餘年後，寫下了一首詩，哀悼她印象中那位溫婉謙恭的姑丈：

三月九日

是 我的生日

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曾是單純喜悅的日子。

可是

花蓮　鳳林　太古巢

親愛的姑丈　並倆位舅舅　被慘殺的二．二八

殺人軍團，惡魔軍團　登陸本土玄關基隆港

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初九

從此

不再慶祝了

請勿再向我說

「生日快樂」。

本文摘錄自故事StoryStudio 精心企劃《二二八・「物」的呢喃》/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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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怎麼理解二二八？」 這次我們試圖透過各項日常可見的「物件」做為引子，期待能帶領讀者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反思二二八事件期間，各種使用物件的人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 也在一次次梳理二二八事件內涵的同時，理解責任歸屬問題不只是部分人的咎責，而是全面檢討造就這樣威權迫害的各個執行者。 當有一天談起二二八事件所帶來的影響時，我們不再只是聲嘶力竭地訴說悲痛，而透過了解過去、理解現代以及想像未來的步驟，重新建構這段屬於一整個世代的、屬於眾人的歷史記憶。 關於228的故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