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台石磨起家,到上海灘首富的棉紡大王 ──榮氏家族(中)
前文:從四台石磨起家,到上海灘首富的棉紡大王──榮氏家族(上)

跟日本紗廠分庭抗禮的「棉紡大王」

麵粉廠經營得如火如荼、日進斗金,但榮氏兄弟並不滿足,他們又把目光聚焦於紡織業。長期在榮宗敬身邊工作的榮得其曾問老闆説:「為什麼不辦別的廠,而要辦麵粉廠和紗廠?」榮宗敬回答説:「第一,每個人都離不開吃穿二字;第二,周轉快,原料今天進廠,明天就有成品出來。」[1]

1905 年,榮宗敬在無錫創辦的振新紗廠,到 1912 年,這個廠就很賺錢了,每年可得利潤 20 餘萬元。榮宗敬本人雖不懂紡織技術,卻相信外國的新機器、新技術必定帶來生產力的提升以及利潤的提高。他為振新紗廠買了先進的發電機,裝的馬達在中國工廠中是第一家,追隨他多年的榮鄂生説:「宗先生腦筋新,真是了不起。」[2]

榮宗敬不滿足於在無錫稱雄,他深知唯有佔領上海才能算佔領全國,便上海郊外周家橋買下地產,籌劃建造新的紡織廠。

1915 年 10 月,36 台英國進口紗機開始轉動,機聲隆隆。榮宗敬為該廠定名「上海申新紡織廠」,即申新一廠。申新開辦,趕上中國紡織業乃至整個工商業的黃金時代,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歐洲列強無暇顧及中國市場,其資金撤離留下的真空,遂由中國民營資本家填補。[3]

此刻,對於榮宗敬而言,既是時勢造英雄,也是英雄造時勢。以冒險為樂事的榮宗敬,採取新建、租辦和收購等多種手段,擴張其商業帝國,他放出風聲,「只要有人願意把廠子賣出來,榮宗敬就敢買」。

1917 年,他聽說日本人經營的上海恒昌源紗廠要盤讓出售,便籌措資金,以 40 萬元買下恒昌源,經過改造後更名為申新二廠,於 1919 年 3 月正式投產。這是中國棉紡工業史上華商紗廠購併日商紗廠的惟一案例。

紗廠當然離不開好棉花。榮宗敬收購棉花的策略跟收購小麥一樣:1929 年,榮家企業的「收花處」遍及數省、數十縣市。收購人員在質量上嚴格把關、精挑細選。榮宗敬更精於打價格戰,當市面銀根緊張時,他大量拋售棉花;當棉花價格下跌時,他又大量買入。

棉花(Source:Wikipedia)

榮宗敬是一個瘋狂的擴張主義者,他開工廠有兩大手段,一是求多,一是求新。

從 1915 年進入紡織業到其巔峰時刻的 1932 年,僅僅經過 17 年,申新紡織企業已擁有 9 個工廠,紗錠總數超過 55 萬,佔全國總數的 1/5。按其生產能力,每日夜可出紗 1000 件,出布 15000 匹,消耗棉花 3200 擔,堪稱中國最大的紡織企業。

直接在申新工作的職工至少有 3、4 萬人,加上家屬和運輸、營業等間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約 10 多萬人。研究榮家企業的學者陳文源算過一筆帳:1932 年,榮家 9 個紡織廠織出來的布有 1 億米,可繞地球赤道 2 圈半有餘。[4]

榮宗敬從來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就,從來都是這山望著那山高。1919 年初夏,榮宗敬在榮氏老宅宴會廳設宴,招待歐美商人。交杯換盞中,一位歐美大班獻計說,日商在上海的期貨交易所,控制了麵粉、麥麩的期貨交易,就是控制原料與成品價格,榮氏集團應以期貨貿易抵制日商。榮宗敬聽了認為很有道理,立即開始實施。

1920 年 3 月 1 日,榮宗敬成立中國機制麵粉上海交易所,於 8 月 14 日正式對外營業。這是中國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行業期貨交易所,主要經營麵粉、麩皮的期貨交易。1921 年,他創辦的紗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掛牌,經營棉紗期貨交易。通過這兩大創舉,榮宗敬掌握了上海麵粉和紗布期貨價格的話語權。[5]

接著,榮宗敬和榮德生決定成立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即「三新」公司。榮宗敬擔任總經理,下設庶務、文牘、會計、麥粉、花紗、五金、電氣和運輸等 8 個部門。

1921 年,又在上海江西路修建公司總部「三新大廈」,以公司總部而論,全中國唯有張謇的大生集團在上海建的南通大廈可與之相比。《茂福申新卅週年紀念冊》中説,總公司的地位如同人體的頭腦,各廠是五官百骸,總公司對各廠一視同仁,希望各廠平衡發展,各廠彼此之關係比唇齒還要密切。每天中午,上海的各廠廠長一定要到總公司向榮宗敬請示,總公司就是榮宗敬個人集權的體現和威望的化身。[6]

榮宗敬在上海的故居(Source:Wikipedia)

從「無錫拿破崙」到「上海冒險家」

「要麼不做,要做就做全國第一。」榮氏企業王國不斷擴張的過程,也是榮宗敬從「無錫拿破崙」到「上海冒險家」的華麗轉身。

榮宗敬魄力大,經營理念超前:他辦好一家廠就抵押出去,獲取貸款後再辦第二家廠,如是滾動發展。他不惜向銀行大筆貸款,甚至不顧無法按時還款的危險。他的冒進個性常常陷企業於巨大的危機之中。

1907 年,榮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機失手,造成數萬元巨額損失,連他先父創辦的廣生錢莊都搭進去,被迫倒閉關門。生死關頭,身在無錫的榮德生捧著自家田單及房屋單契,火急燎燎地趕到上海,以此做保,才把哥哥從爛泥中拉出來。

後來 20 多年,這種危急景象居然發生多次,榮宗敬舔盡傷口,依然猛打猛衝,榮德生則在後面掩護救難,每每把兄長和公司從懸崖邊拉回。就這樣,榮家事業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十分奇妙而迅猛地擴張。[7]

榮宗敬(Source: wikipedia)

總公司搬入「三新大廈」第一天,榮宗敬在會議室召開會議,面對圍在長桌四周的高級管理人員,慷慨激昂地說:「曹孟德 52 歲時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我今年才 49 歲,尚不敢稱老自怠,就以成立三新公司為新的起點,到我 50 歲時要擁有 50 萬錠子;60 歲時要擁有 60 萬錠子;70 歲時要擁有 70 萬錠子;80 歲時要擁有 80 萬錠子!」

國內輿論界將榮氏兄弟譽為「實業界的騎士」,日本小學課本中有專文介紹榮宗敬自強不息的創業故事。榮宗敬豪情萬丈地説:「從衣食上講,我擁有半個中國。」[8]

榮家百年,傳下很多祖訓名言,其中不乏對沖矛盾之處。譬如「固守穩健、謹慎行事、決不投機」是祖訓,「以小搏大,以一文錢做三文錢事」也是祖訓。事實上,任何商業之成功,傳奇之精彩,往往是激進與保守的均衡藝術。

日後,榮家子弟枝葉繁茂,其個性往往游走在榮宗敬與榮德生之間。[9]

在榮宗敬的綽號中,隱藏著其成功的秘訣與致命的弱點。首先,資本運作過度,可能危害實業的健康,其工廠數度負債纍纍,甚至資不抵債。榮氏企業一直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為了解決此問題,榮宗敬放低身段,與陳光甫等銀行家結為摯友,靠私人關係獲得更多貸款。他還入股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等多家銀行,以便在銀行業獲得一定的話語權。

曾擔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濟南分行經理的華棟臣承認,自己多年來對榮家企業的越權幫助太多,對其放款已超過本行資本的一半。如果在國外,一查出就要受法律處分。[10]

為了解決資金缺口,榮宗敬想出一個自辦「凖銀行」的辦法。1927 年,他發出《勸告同仁儲蓄宣言》,籌集 100 萬銀圓作為基金,自辦「同仁儲蓄部」,吸收職工和外界存款,充分運用生息資本。

到了 1928 年,在南京、漢口、無錫、濟南等地設立 37 個分部。[11]但他畢竟不是銀行家,依靠這種辦法所吸納的資金,仍是杯水車薪。

其次,榮宗敬一生固守家族企業模式,採取無限公司形式,重大決策大都是他一人在沙發上一拍腦袋作出的。

當初建立申新一廠時,一反多數企業採取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採用極為罕見的股份無限公司形式,他認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常常會爭吵,容易喪失企業發展的商機;股東對企業發展失去信心,就會把股本轉讓給他人,這會造成新的矛盾。無限公司模式有很大的好處:經理做主經營,對企業負全責,股東不得將股本轉讓給公司以外的人,只能在公司內部轉讓。」[12]

但是,權力高度集中,人治色彩過於濃厚,一旦決策失誤,則給公司造成沈重打擊。有一次,《申報》老闆史量才願意幫助資金鏈斷裂的榮宗敬向金城銀行等「北五行」貸款。

史量才(Source: wikipedia)

史量才提出條件:申新在組織上徹底改組,廢除總經理,改設董事會,廠方物色總工程師統一領導,做到統一品質,降低成本。史量才還勸榮宗敬讓兩個兒子出國深造,「企業如果不是公私分明,破除情面,困難就難以徹底解決」。

榮宗敬不願外人插手自己的企業,並未接受其建議,史量才感嘆説:「榮宗敬的家族觀念很深,沒有革除舊一套的決心,所以要求北五行支援資金也沒有成為事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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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98。

[2]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112。

[3] 當時,上海棉紗價格大漲,從每件九十餘兩狂漲到兩百兩,出現“一件棉紗賺一個元寶”的暴利景象。申新開工僅兩個月,在 1915 年底即實現兩萬元盈餘。以後,盈利年年攀高:1917 七年,四十萬元;1918 年,八十萬元;1919 年,一百萬元。

[4]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87。

[5] 楊旭:《榮氏兄弟:一代大實業家創業風雲錄》。

[6]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107。

[7] 楊旭:《榮氏兄弟:一代大實業家創業風雲錄》。

[8]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108。

[9] 榮毅仁是榮德生的四子,但性格卻像榮宗敬,喜好資本運營。1937 年,21 歲的榮毅仁從聖約翰大學畢業,風華正茂的小榮被老榮派到茂新麵粉二廠擔任助理經理,他興致勃勃地草擬了一份計畫,準備在全國建幾十個麵粉廠,形成“麵粉托拉斯”。老榮笑著對他說:“你的瘋狂勁頭不像我,倒像你大伯。”再到第四代,從公開的資料看,榮智健之女榮明方個性又頗似她的大曾祖父,精于計算而勇於博取。2005 年,中信泰富投資的東區海底隧道申請提高過道價格,未能得到特區政府批准,身任董事的榮明方以合約中規定合理經濟回報率達 15% 為由,啟動合約中的仲裁機制,把加價申請交予國際仲裁,結果勝訴,獲裁定回報率應達 15% 至 17%,之後東隧瘋狂加價 67%。東隧加價事件雖讓公司獲利頗多,但卻受盡香港社會的批評。參閱吳曉波:《榮家百年》。

[10] 陳光甫:《陳光甫日記》,上海:上海書店,2002 年版,頁 29-30。

[11] 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 115。

[12] 楊旭:《榮氏兄弟:一代大實業家創業風雲錄》。

[13] 上海社會科學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頁408-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