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歐洲人的世界觀裡沒有「未來」（上）

西元 64 年 7 月 18 日的晚上，位處於羅馬並靠近帕拉提諾山和西里歐山的馬克西穆斯競技場發生火災，火勢延燒多日。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寫道，在狂風助燃之下，火苗吞噬了建築物、神殿、廟宇，「其致命的進度超越所有防禦措施」。隨之而來的是恐慌。「有些人選擇死亡，因為他們失去所有財產，甚至失去了生計；其他人這樣做是出於對其無法拯救的家人的愛。」

 
面對這樣的災難，尼祿皇帝需要找到怪罪的對象。許多人懷疑他參與其中─這解釋了在城市焚燒之際他操弄的偽造故事。找誰當代罪羔羊最方便？答案是基督徒。
  尼祿對這個剛興起的宗教發動一場可怕的討伐：把人釘在十字架上，將其活活燒死並讓惡犬咬死。他如此殘忍，以至於被寫進《新約聖經》反帝國主義的一卷：〈啟示錄〉，該卷呼籲上帝干預以戰勝政治壓迫者。它的主要內容是，從海中升起的七頭獸帶來世界末日。有趣的是，這個怪物也被賦予一個數字，
 

凡有智慧者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他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幾個世紀後，學者們會意識到 666 這個數字並非隨機而來。這個數字是把尼祿（Nero Caesar）的名字轉換成希伯來字母個別所對應的數字計算而來的，可以轉換成 50、200、6、50、100、60、200，加起來為666。
 
對於早期的基督徒來說，尼祿代表的不僅僅是政治壓迫者。在他們的信仰體系中，尼祿也代表地球上人類未來的關鍵人物──具體來說，根本沒有未來。正如哲學家蓋爾納所寫，有些社群從出生到死亡都在「預期時間的終結」，基督徒就是明顯的例子。當基督徒超越現在往前看，並未看到漫長而遙遠的未來在他們面前展開，只看到近期的末日復活和混沌，其後伴隨各種在上帝身邊永恆存在的不同形式。

雖然期望世界末日後在宗教概念上的永恆，肯定是種長遠眼光，但它不同於長期的線性「時間軸」觀點。天堂可說更像是現下的永恆版和超凡版。如果想在腦海中描繪出無限的樣貌，只要用相同的濃淡著色即可。或者可以借用艾蜜莉．狄金生詩作的名稱：「永遠由許多當下組成」。
 

末日的誕生

世界末日沒有如期到來的事實，並未影響人們的信仰。當尼祿在西元 68 年自殺時，對世界末日的期望並未隨著他一起消失。事實上，許多人對他的死抱持懷疑：一些人認為是假的，另一些人則認為他會重生。少數冒名頂替者和被認錯的相似者，鞏固了他會復活的觀點。後來出現一個新的對手：聽命於魔鬼的羅馬皇帝圖密善。
 
雖然根源、時間、地點不同，但其他宗教也出現對世界末日的期望，具有共同的主題，如宇宙的跡象、社會墮落的警告、救世主和惡棍，以及受難時期。在伊斯蘭教和佛教中也可以找到末世論的思想。古蘭經講述了審判日、復活以及對抗敵基督[1]的一場戰鬥。雖然禪宗可能否認末世的前提，認為沒有開始或結束，只有現在，但是西藏時輪怛特羅[2]中的一個預言，提到一場由野蠻人和最後的香巴拉國王領導的佛教徒之間的世界末日之戰。
 
隨著基督教信仰的發展，末世即將降臨的感覺在歐洲變得愈來愈普遍，並持續了一千多年。在西元 1100 年代，中世紀重要的世界末日思想家暨義大利神學家菲奧雷的約阿基姆加入新的轉折。他重新解釋〈啟示錄〉，認為世界分為三個時代：聖父時代（舊約）、聖子時代（耶穌一生和新約時代）、即將到來的聖靈時代。約阿基姆的計算表明他正生活在第三個時代的關口，這是一個巨變的時代。
 
在約阿基姆看來，世界的轉變和敵基督的最終失敗指日可待，可能始於 1260 年或 1290 年左右，距他寫作的時間大約一個世紀。同樣地，因為預測動盪將在短期之內發生，讓他縮短了對人類未來的認知。他稱之為世界末日（finis mundi），雖然實際上並未發生，但關鍵在於他的預測肯定地指出，會出現突然擾亂現狀的事件。
  近幾十年來，末日思想以幾種方式再次出現。根據時代的氣氛，藝術和文化經常以世俗的故事來描繪世界末日，例如《地球末日記》、《世界大戰》、《陰屍路》、《魔鬼終結者》、《當地球停止轉動》等等。這些故事中有許多都體現出具有千年歷史的宗教觀念：災難的一天、預見到災難來臨的人物、犧牲者、救世主。
  這種以厄運為主軸的未來觀有個缺點：它會滋生一種虛無形態的短期主義。當大災變臨近時，人們會想要像世界末日來臨一般狂歡，或是不再努力阻止。在氣候變遷的時空背景下，科學家麥可．曼恩將此稱為「末日論」：危險地相信，採取行動減少失控的氣候變遷威脅毫無意義，因為為時已晚。（這是我們將在之後章節中繼續討論的重要概念。）
 

「高瞻遠矚」的教堂建築？

隨著中世紀晚期的到來，宗教和時間以其他有趣的方式糾纏在一起。大約在 13 世紀，隨著擒縱器的發明，計時技術又一次飛躍，使得鐘表設計師能夠製造出齒輪「滴答作響」的機制。雖然這些更先進的鐘表讓社會對共享的時間有更精確的看法，但普及到家家戶戶還要再幾個世紀。
 
反而是許多歐洲最早的計時器在教堂裡敲響了鐘聲，召喚人們祈禱。在索爾茲伯里和威爾斯大教堂中，可以找到世界上第一台機械鐘，其歷史可以追溯到 1300 年代後期。對許多人來說，時間為教堂所有。
 
這些設有時鐘的建築物的建造，也為我們了解這一時期人們如何看待未來提供了線索。到了 1300 年代，社區中的大教堂通常是橫跨多個年代的建築計畫，可能會持續進行到計畫發起人過世之後。
 
例如，威爾斯大教堂的工程大約從 1175 年開始，一直持續到 1450 年。被認為構思該工程的主教雷金納德．菲茲．喬斯林於 1192 年去世。接棒的威爾斯的喬斯林在 13 世紀初繼續建造。到了 1239 年，他已經完成教堂的主要建築，但三年後他離世，無法看到持續一個多世紀的額外擴建、加高、重建。
  這種「教堂思維」常常成為祖先令人欽佩的長遠眼光的例子。有什麼比設計一個你知道自己活不到看著它完成的結構更長遠？然而，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並不像當今有些人想要相信的那樣高瞻遠矚。
 
站在一座經由許多世代接力建造的宏偉教堂內，我們很容易假設它來自某個有遠見的單一藍圖。毫無疑問，每個人都是從願景開始，但許多多代建築計畫的演變，比它們的最終成品看來的更加彈性和隨意。
 
對於需要數十年或數百年才能完成的早期人類建築來說，情況也是如此。舉例來說，巨石陣的組裝涉及非凡的前瞻性規劃，它的建造者本應有長遠眼光：該址用作神聖的墓地，表明這些古代人顯然重視代際之間的聯繫。然而，其長達 1500 年的建設是經歷不同的階段才成形，從溝渠和樹林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各種形式中演變。

中國的長城也是由幾個不同朝代的不同官員，根據當地的需要逐段完成。壯觀的建築可以營造一種宏偉設計的幻覺：如果外星人今天登陸地球，看著世界上所有的柏油路或全球鐵路網，可能也會假設其來自遠見卓識的計畫，而現實上卻是由各個當地的工程拼湊而成。
 
在今天，我們也只看到存活幾個世紀的建築，因此在假設它具有代表性時應該謹慎。許多中世紀的大教堂和禮拜堂，皆受劣質工藝、快速腐爛的材料或短視的資金糾紛所苦。我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被稱為「觀察者」的泥瓦匠大師（有點像建築檢查員）負責防止這樣的情況，而他們的監管往往會導致訴訟或要求全面重建。13 世紀，法國的聖思德望主教教堂就因為規劃不周和施工不善，而遭到拆除重建。
 
即使立意良善，基督教建築師也常常無法讓建物結構做好耐久的準備。英國的索爾茲伯里大教堂，在主體結構完工半個世紀後加建的塔樓和尖頂重達 5900 噸，因為過重，原始建築無法承受，導致巨大的中央支撐柱下沉。
 
在中世紀時期，人們顯然很害怕禮拜堂和大教堂倒塌，以至於在一些英國禮拜場所，人們會在禮拜當中祈禱：「親愛的主啊，請在今晚支撐我們的屋頂，這樣它就不會落在我們身上並悶死我們。阿們。」
 

世界永恆不變

最後，值得記住的是，如果大教堂的建造者確實有長遠眼光，那麼這種眼光就會根植於不同的社會背景乃至個人之中。也許對他們來說，想像交棒給後世比較容易，因為變化發生得更慢。他們會期待後代過著與他們相同的基本生活，有著相同的需求和願望。
 
「在中世紀，大多事務都是無休止重複的形式：播種與收穫、疾病與健康、戰爭與和平，以及王國的興衰。幾乎沒有理由相信人類事務會出現長期變化甚至改善」，波鴻魯爾大學的歷史學家盧西安．霍爾舍爾寫道。如果人們對未來有所展望，
 

那樣的期望無關任何新事物，也不會改變對遙遠未來的想像。大教堂仍將矗立在世界盡頭，但它周圍的景色看起來基本相同。

因此，儘管建造大教堂看起來或許像是個洞察力之下的重大發展，但當時的人們可能仍然活在永久循環的當下。他們可以想像一個在自己死後繼續存在的人類世界，但這樣的世界類似於他們所處的靜止的「現在」。
 
人們尚未開始將長遠的未來視為完全不同的國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