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歐洲人的世界觀裡沒有「未來」（下）

到了 17 世紀，西方的時間觀開始在幾個領域內慢慢演變，尤其是統治和商業領域。對於領導人來說，不再可能繼續按照過去的經驗和傳統來治理，因為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的變革太快。歷史逐漸被視為與過去和未來截然不同，因此循環的時間逐漸演進為較線性的時間。
 
若干政府愈來愈關注有助於描繪未來支出和稅收的事實和數據，而政治顧問開始首次嘗試預測未來人口的成長。1696 年，英國統計學家古格里．金預測，到了 1950 年，世界人口將達到六億三千萬，到 2050 年則將達到七億八千萬。（事實可能會把古格里．金嚇壞，因為 1950 年的人口實際為二十五億，2050 年則預測為九十七億。）
 
與此同時，股票市場的興起和公司股票的交易，催生了我們現在常說的「未來／期貨／future」一詞。1688 年，已知最早關於證券交易所的書出版，名為《困惑中的困惑》。書中展現出先見之明：「想從這場遊戲中致富的人必須既有錢又有耐心。」還有詩意到令人驚訝的建議：「股票市場的利潤是妖精的寶藏：一刻是紅玉，下一刻是煤炭；一刻是鑽石，下一刻變鵝卵石。有時，它們是極光留在甜蜜清晨草地上的眼淚，有時，它們只是眼淚。」
  在此時期，歐洲港口也引入防止未來損失的海上保險，並且在研究機率數學之後，在阿姆斯特丹開發出人壽保險。這些金融發明除了證明了前瞻性的規劃外，還反映出人們的開始認為未來有許多種可能，而且一個人若想要成功，需要未雨綢繆。
  儘管如此，對於普通人來說，宗教教義所描繪的人類歷史和未來觀仍然是對長期時間最有力解釋之一。教會對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預期沒有消失，還在政治和社會動盪的期間繼續向信徒保證，好比在英國宗教改革前後的多事之秋。艾薩克．牛頓爵士認為，〈啟示錄〉等卷中末世預言的解釋「無關緊要，只是一種在重大時刻的職責」。根據一些說法，牛頓私下計算出世界末日將是 2060 年。

與此同時，大多數人仍然認為世界只有幾千年歷史。1650 年，詹姆斯．烏雪主教發表了一份地球年齡計算報告，他認為該報告提供了最終結論，根據書面上舊約中描述的世代數，將神創世的日期定為西元前 4404 年。
 
然而，聖經對於過去和未來的見解，即將發生轉變。
 

世界歷史只有六千年——再多好幾個零

在 18 世紀下半葉，自然科學發現驚人證據，原來地球比神學家想像中要古老得多，《聖經》在塑造西方時間觀的主導地位和可信度開始瓦解。改變這種觀點最重大的一步，是蘇格蘭地質學家詹姆斯．赫頓提出看似褻瀆神明的說法，他改變了我們在地球年表中看待人類的方式。
 
我在 16 歲左右第一次接觸赫頓的理論，當時課堂正在教地質學。在蘇格蘭阿蘭島的實地考察時，我們的老師維佛斯先生穿著防水夾克，臉色通紅地帶領我們上山，沿著海岸觀察裸露的岩石。一天，我們探訪一個名為「赫頓不整合面」的地層。對十幾歲的孩子來說，這個地層初看沒什麼特別，但當我們仔細觀察時，發現有兩種年代截然不同的岩石，被一條線隔開。老師向我們保證，我們所注視的，是可以親眼看到的深度時間最佳範例。而在 1788 年，赫頓是第一個注意到它的人。

 赫頓早年專注學習醫學和化學，他也是企業家，生產一種有利可圖的結晶鹽，可用於染色。但後來他隱居蘇格蘭，過著務農生活。在那裡，他開始喜歡研究周圍的土壤和岩石。有一天在阿蘭島，他注意到露出地面的岩層排列令人費解，並稱之為「不整合面」。第二年，他帶領一個小組前往蘇格蘭另一頭的西卡角，證明他的觀察。在那裡，他指出另一個清晰可見的不整合面：灰色岩層像垂直卡片一樣排列，被微微傾斜的紅色砂岩猛然覆蓋。
  為什麼這很重要？赫頓指出，它們之所以會形成這種排列，唯一可能是經過持續數千萬年的過程。下面的地層最初是古代海洋中的水平沉積岩，然後被埋藏，並在地殼深處折疊成如此陡峭的排列。後來，地殼運動將它們再次推到地表，並在億萬年間裡受到侵蝕。然後，有一天，新的岩石將開始一粒又一粒地鋪上成形，就像一件乾燥的紅色大衣，最終形成微微傾斜的砂岩床。
 
在教會認為地球歷史只有六千年的說法中，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讓這些岩石以這種方式形成。「回首遙遠的時間深淵，大腦似乎變得暈眩。」和赫頓在那一天一同前往西卡角的同僚約翰．普萊費爾寫道，「當我們以誠摯和欽佩的心情聆聽這位哲學家展示這些奇妙事件的順序和連續過程，開始意識到，有時理性可以走得很遠，而想像只能奮力跟從。」
 
這是地質學對人類思想最具變革性的一個貢獻，正如一位傑出科學家後來所說的，讓我們能夠「突破時間的限制」。根據赫頓所說，時間「沒有開始的痕跡，終結也毫無預兆。」
 

當人們開始發現未來

正是在此時期，西方社會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革，一些歷史學家將其稱為「發現未來」。在與赫頓深化地球歷史的那數十年裡，許多歐洲知識分子和作家也展望未來，認同在他們面前開展的時間十分長遠的想法。
 
1755 年，哲學家康德寫道，「存在數百萬個世紀的數百萬座山脈」為人類和自然奠定基礎，「在此期間，新世界和新世界體系將不斷發展，並一個接一個完成」。在這個開放、無盡的未來中，康德看到了啟蒙文明的新高度，他稱之為「人類擺脫自我造成的不成熟」。
 
與此同時，該時期的小說中出現一種長遠的觀點。1733 年，愛爾蘭聖公會牧師山繆．麥登出版了英國早期未來派小說其中一部作品《二十世紀回憶錄》。這是一部書信體小說，收錄了 1990 年代後期外交官寫的信件，例如英國駐法國大使提及路易十九與梵蒂岡之間爭吵的紀錄。主述者設定與麥登同時代，說自己收到一位守護天使的來信（當時關於時間旅行機器的想像還未出現）。
 
在此之前，只有占星家或先知會在寫作中提到未來，書寫「尚未發生之事的編年史」會被認為愚蠢和任性。或許正是受這種禁忌影響，導致麥登改變主意，以匿名出版，之後又阻止成書的流通。
 
雖然《二十世紀回憶錄》是諷刺作品，而非預言，但它的確相當創新。人們將它與 7 年前出版的《格列佛遊記》相提並論，後者以遠方的國度來諷刺當時的英國社會。相比之下，麥登採用的是久遠的時間。話說回來，麥登並非偉大的作家，有些人認為他的諷刺作品令人厭煩、語無倫次且粗糙。
 
數十年後，在 1770 年，路易斯．薩巴斯欽．梅西耶出版了《2440 年》這部烏托邦小說，講述一個沉睡數百年的男人於 25 世紀醒來，在理想化的巴黎航行。梅西耶以這部小說來強調他所處社會的缺點：小說中的主人公發現了一個不帶宗教性且具和平主義的未來法國，那裡沒有戰爭、奴隸制度或罪惡。梅西耶的書比麥登的書更受歡迎，至少出版了二十個版本，以各種語言售出六萬多冊。由於書中的未來法國沒有宗教信仰，基督教會將其列為禁書。在西班牙，該書被認為是異端，據說國王親自焚書。
  這些 18 世紀中關於遙遠未來的理想並不持久。法國大革命和歐洲的其他政治變革將許多烏托邦式、面向未來的知識分子和作家推向悲觀和謹慎的模式。
 
舉例來說，隨著年紀變大和世紀末的臨近，康德對遙遠未來的看法發生變化。他愈來愈擔心人類可能滅絕。因此，雖然在這個時期人們「發現了」未來，但同時也意識到那裡面未必包含了人類。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說，不是所有普通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裡都抱持著長遠時間的觀念。
 
哲學家蓋爾納認為，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時間觀，他用一則軼事說明這種對比，故事講述瑞士陶格瓦爾德家的兩名文盲農民。他們是一對父子，都叫彼得。
 
在 18 世紀中葉，陶格瓦爾德父子第一次嘗試攀登馬特洪峰遭遇山難，最後倖存，而當時有四名英國人喪生。之後，他們會講述身為嚮導的故事以及當時的狀況。一名攀登者滑倒，把另外三名攀登者從岩石上拉下來。嚮導父親曾試圖用安全繩抓住他們，然而繩子斷裂，於是他們墜落身亡。
 
當嚮導兒子變老時，有時會搞不清楚自己的身分，以為自己是故事中緊緊抓住繩子的父親。有人將其歸因於衰老，但蓋爾納不同意。「畢竟，陶格瓦爾德家中一脈下來，總是有著父親（有鬍鬚）和兒子（沒有鬍鬚）。」他認為是，「在探險當時，有一個留著鬍子的老人和一個沒有鬍子的年輕人。對他來說，覺得自己是這個沒有鬍子的年輕人很荒謬。」
 
在陶格瓦爾德家族裡，孩子長大後過著與父母完全一樣的生活。在這樣的社群裡，不會隨時間有進步的感覺，就像建造大教堂的時代一樣，未來與現在或過去沒有什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