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爆發時還在看京劇、眼看敵軍進逼仍堅持撤軍──「不抵抗將軍」惡名，冤枉了張學良？

1931 年 9 月 18 日 22 時 20 分，日本守備隊精心安排了一系列行動，為接下來的軍事襲擊找好藉口──河本末守中尉率領一組小分隊，以巡視鐵路為名，在奉天北面約 7.5 公里、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 800 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並將 3 具身著東北軍製服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偽造東北軍破壞鐵路之證據。與此同時，在鐵路爆破點以北約 4 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島中隊長，率守備隊南下，襲擊東北軍奉天駐地北大營，北大營頓時槍炮聲大作，九·一八事變爆發。
 

相對於日本的大動作，中國這方則顯得過於順從。事變當夜，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中將參謀長榮臻，奉張學良之命，令東北軍「不准抵抗，不准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由於執行不抵抗命令，北大營 8000 名守軍，竟為僅有 300 名左右的日軍守備隊所擊敗。9 月 19 日上午 8 時，日軍幾乎未遭抵抗就佔領奉天全城，奉天東北軍則向錦州撤退。至隔天 10 時，日軍已先後攻佔奉天、四平、營口、鳳凰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沿線 18 座城鎮。全國最大的瀋陽兵工廠、製炮廠及 9.5 萬餘支步槍，2500 挺機關槍，650 餘門大炮，2300 餘門迫擊炮，260 餘架飛機，以及大批彈藥、器械、物資等，更悉數落入日軍之手。
 
據統計，僅 9 月 18 日一夜之間，瀋陽損失就達 18 億元之鉅。後來一首流行於東北的民間小調如此訴說「九·一八事變」：「高粱葉子青又青，9 月 18 來了日本兵！先佔火藥庫，後佔北大營。殺人放火真是凶，殺人放火真是凶；中國軍隊好幾十萬，『恭恭敬敬』讓出了瀋陽城！」隔天，儘管短時間內面臨如此重大的損失，張學良仍然在北平協和醫院對天津《大公報》記者談話時說：「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此後，東北軍繼續奉行不抵抗主義，日軍僅用 3 個半月就輕易佔領遼寧、吉林、黑龍江 3 省。令東北淪陷的「不抵抗主義」究竟是誰的責任？成為歷史中各方辯駁不休的一個謎題。
 

張學良為蔣介石背了「不抵抗將軍」的惡名？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史學界和文藝作品，都普遍流行一種講法，說張學良是奉蔣介石之命不抵抗日軍侵略，故「不抵抗將軍」的惡名實屬冤枉，真相是張學良替蔣介石背了黑鍋。
 
這種觀點宣稱，蔣介石在 1931 年 8 月 16 日拍發電報給張學良。據事變時任陸海軍副總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鈁於 1960 年前後的回憶，他堅持 1931 年 8 月 16 日有銑電的存在，銑電內容寫道：「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不過時至今日，仍未找到檔案出處。縱然在保存蔣介石文檔最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中，也未能找到該電報。再者，若確有此份電文，20 世紀 90 年代後，張學良已恢復人身自由，他大可以此電昭示世人，為自己「不抗外寇、坐待東北淪陷」之罪開脫。不過，無論是接受日本 NHK 電視臺訪問，或是唐德剛口述歷史，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歷史中，張一再強調「不抵抗」與中央無關；張氏也屢次否認銑電的存在。是故，在找不出銑電文本的證據前，我們必須對銑電存疑。
 
再者，引用或採信史料時，必須考慮當時的歷史背景──洪鈁「確有銑電存在」的話是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所說的。此時洪氏身處的中國大陸正時火紅年代，洪氏或許是希望有政治表現，於是作了違心之言。
 
綜合上述，既然洪鈁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作證，且其所說的電報至今下落不明；而張學良又於 20 世紀 90 年代，在恢復人身自由的情況下，多次表明不抵抗是自己的決定，並否認有銑電的存在，張學良的說法因此比洪鈁可靠得多。
 
除此之外，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也宣稱張學良奉蔣介石電令不抵抗日軍。1946 年 8 月 24 日的《東北日報》載，郭維城在 1946 年 8 月 15 日發表廣播演說：

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覆電，不准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這些電文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著，蔣介石是無法抵賴的。

由於郭氏言之鑿鑿，加上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故其說法長期令人深信不疑。然而事實上，郭維城 1934 年才擔任張學良的機要秘書，九·一八事變時他根本不在張氏身邊。更何況 1933 年郭已加入中共，更陸續擔任要職：1945 年 10 月任齊齊哈爾護路軍司令員兼齊齊哈爾鐵路局局長、西滿護路軍司令員兼中長鐵路濱洲線區軍事代表、西滿鐵路局副局長。種種條件顯示，郭維城並不是一個可靠的證人。

「那時蔣先生根本不負責任，我根本沒有向他請示的必要。」：張學良稱不抵抗命令是因自己誤判情勢

事實上，九·一八事變當天，蔣介石根本不知道事變的發生。1931 年 9 月 18 日，蔣介石日記云：

從日記可以看見，蔣介石當日完全沒有提到九·一八事變。他關注的是如何對付汪精衛、孫科等人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及如何剿滅中共。直到 19 日晚上 7 時許，蔣才透過上海張群處拍來的電報，得知事變發生。9 月 19 日，蔣介石寫了一封電報給張學良電：
 

根據楊天石教授的研究：「『皓』，19 日，『戌』，約當 21 點至 23 點之間。可見，蔣介石得知『事變』是在 9 月 19 日晚到達南昌之後，其消息來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變的任何消息，也沒有從張學良處得到任何消息。」19 日蔣日記云：
 

然則，蔣介石有沒有在事變之前早就指示張學良不抵抗呢？事變時任第九旅旅長何柱國在《「九·一八」瀋陽事變前後》回憶道：
 

何氏之言，膾聲膾色，時間地點俱全，似乎可信，但也是偽證。據《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記載，1931 年 9 月 12 日，蔣介石整日都在南京，並未前往石家莊。「上午，與夫人等至天保城浙軍紀念塔野餐，下午，吳忠信執粵方汪兆銘復電」。
 
吳忠信的日記也能印證《事略稿本》所言非虛。吳忠信日記云：「偕三先生趁 11 時 30 分車，下午 4 時 30 分到南京。6 時，在陵園晤介石兄。」
 
綜合上述材料來看，蔣介石並未在九·一八事變當夜命令東北軍不准抵抗；有關蔣介石以電話或電報指令東北軍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事實上，當時張學良手握重兵，雖在名義上歸附中央，實際上已形同割據一方，蔣介石根本無法強令張學良服從自己的意志。
 
1931 年 11 月 14 日，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通過決議，「嚴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應做正當防衛，嚴守疆土，與城存亡，不得放棄職守。」這次會議還通過了蔣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決定。11 月 23 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
 

由此也可見，蔣介石不能直接命令張學良行事，而是十分客氣地徵求其意見。至於張學良對中央軍進入其地盤之議，自然不樂從命，故未予響應。
 
誠如張學良晚年所言：「那時的中央沒有現在的中央這麼厲害，又不負責任，我為什麼要向他請示。」「這個事（指如何對付日寇入侵東北），我根本沒請示政府。」「那時蔣先生根本就不負責任，他不負這個責，我根本就沒有向他請示的必要。」
 
回過頭來看，張學良又如何解釋自己不抵抗日軍侵略呢？1990 年，張學良面對日本廣播協會採訪時說：「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達了不抵抗命令，……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張學良的說法只是一部分的真相──他之所以不抵抗，還有更為複雜的利害計算。
 

不顧中央屢次反對，堅持撤軍錦州、任命湯玉麟為熱河主席

張學良作為一個軍閥首領，固然不欲日軍侵佔其地盤，但又不願自己單獨對日作戰，損傷自己的軍事實力，故一直抱定不抵抗主義。就算事變爆發之初，張學良尚未洞悉日本鯨吞東北的圖謀；但隨著奉天淪陷，日軍不斷攻城掠地、步步進逼，日本的野心已經暴露無遺，張直至此時仍堅持不抵抗，那就不是錯判日本意圖所能解釋的了。
 

張學良於 1931 年 12 月力排眾議，堅持從錦州撤軍的行徑，尤其能說明此觀點──1931 年 12 月 2 日，顧維鈞發密電電給張學良，明示：「錦州問題，如無中立國團體切實保證，不劃緩沖地帶，如日軍進攻，應積極抵抗。」3 日，顧再度電張相勸：「兄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5 日，顧維鈞更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禦。」國聯放棄錦州中立區計劃後，12 月 8 日，宋子文、顧維鈞兩次聯名急電張學良，要張氏「所提抽調駐錦軍隊一部分入關一節，請萬勿實行……吾若抽調一部後退，仍不能阻其進攻，不如堅守原防。」同日，蔣介石也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
 

12 月 8 日，蔣介石又致電張學良，指示錦州的部隊切勿撤退，並詢近況如何。12 月 9 日，張學良則去電稱：「擬撤軍隊，原為戰略上因有步驟，並令以得力軍隊佈置於相當地點，度各處皆可應接，於戰事方有把握...」
 
張學良不顧南京國民政府屢次致電反對，仍堅持從錦州撤軍，退入關內。沒過多久，蔣介石復出。1932 年 6 月，汪精衛、宋子文等從南京飛北平，會晤國聯調查團。19 日，兩人會晤張學良，勸其在山海關地區與日軍「小加抗戰」，但卻遭張斷然拒絕。張學良在《雜憶隨感漫錄》中說：
 

當是之時，東北早已全境淪陷。是年 3 月，日本建立偽「滿洲國」，更得隴望蜀，覬覦華北。蔣當時希望張學良撤換庸懦無能的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揮軍「佔據熱河，與東三省義勇軍打成一片，」「威脅山海關，令倭寇使之不敢窺竊平津。」在蔣看來：「救國禦日之道，莫此為要。」他在日記中說：「致函漢卿，督促其實行之。」（《蔣介石日記》，1932 年 6 月 15 日）。
 

因此，蔣介石托汪精衛帶給張學良親筆信的內容，絕非只是為了虛晃一槍，敷衍輿論而已。縱然如汪所言，只是要張「小加抗戰」，「作一個戰爭姿態」，若然張學良是一個愛國將領，豈不是一個洗雪國恥的絕佳時機嗎？但張學良仍然毫無與敵作戰之意，繼續任命湯玉麟為熱河省主席，並兼華北對日作戰軍第二集團軍副總司令。其統帥的軍隊除轄第五軍團外，還有孫殿英的四十一軍、派遣義勇軍、蒙古騎兵旅等，號稱 8 萬大軍。
 
1933 年元旦，日軍開始攻擊山海關，長城抗戰開始。湯玉麟作戰則是一貫消極──在這之前，湯玉麟已悄悄將母親及其姨太太送往天津。3 月初謠傳日本人要進攻熱河，湯玉麟軍中僅有的 20 餘輛道吉卡車，滿載煙土運往關內。3 月 2 日，湯又率部狂逃察哈爾省的古源。3 月 3 日，日軍僅用 128 騎兵力，就佔領熱河首府承德。
 

張學良的另一種歷史形象：貪生怕死、耽溺享樂

張學良對日軍作戰如此消極，是因其貪生怕死，缺乏保家衛國的責任感所致。就連張學良之父張作霖為日人謀殺的家仇國恨，都未能喚起其勇氣與良知。據司馬桑敦著《張學良評傳》記載：「張學良本擬於 9 月 10 日回瀋陽，張作相與張景惠先後來北平請張學良速回東北應付一切。張僅僅聽說土肥原著手組織暗殺團，日軍槍聲未響，就已嚇得他稱病躲進北平協和醫院。」。
 
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張學良夫婦正在北平前門外的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的京劇《宇宙鋒》。這恰恰諷刺，張學良最關心的，不是國土淪喪、祖業不保、生靈塗炭；而是他能否保住華北的地盤，繼續醉生夢死、尋歡作樂。他曾在電文中表示：「（東北）一有衝突，彼必同時以海軍威脅我後方，並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也就是說，張擔心如果與日軍在東北決戰，日本海軍會威脅北平和天津，自己在華北的地盤也會不保。
 
1932 年 8 月，胡適在《獨立評論》第 13 號發表《汪精衛與張學良》一文。該文認為，政府應明令懲處張學良「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萬里土地陷於敵手」之罪。文章指出，張學良⋯⋯
 

少年的得志幾乎完全毀了他的身體和精神，壯年的慘痛奇辱也許可以完全再造一個新的生命。如果他能決心離開他現在的生活，到外國去過幾年勤苦的學生生活，看看現代的國家是怎樣統治的，學學先進國家的領袖是怎樣過日子的，那麼，將來的中國政治舞臺上盡有他可以服務效勞的機會。—胡適(1932)《汪精衛與張學良》

丁文江在同一期《獨立評論》上，以《假如我是張學良》為題發表文章。他說：國難當前，我們希望張學良能夠犧牲一部分實力，為國家爭點人格，也讓日本人付出相當的代價。他還說：
 

假如我是張學良，要預備積極的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張家口。……假如我是張學良，我一定請中央一面派人點驗我的軍隊的槍支人數……，一面把所有華北的稅收機關由中央派人接收。—丁文江(1932)《假如我是張學良》

丁暗示張學良在軍隊人數與財政稅收諸端，皆有暗箱操作，弄虛作假之嫌。
 
當然，蔣介石對東北淪陷也有責任──他雖然要張學良堅守錦州，卻沒有下令東北軍反攻，也沒有派中央軍增援。直到 1936 年西安事變前，蔣介石的對日政策都是綏靖妥協的。他一面在日記中宣稱「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片面指責國民「無愛國之心」，還說要「喚醒民眾」；另一面卻鎮壓力主抗日，滿懷愛國之情的北平學生，逮捕救國會七君子，實屬自相矛盾。
 
不過總括而言，張學良對東北淪陷應負最大責任：身為封疆大吏，卻堅持不抵抗主義，在國民政府及社會各界屢次敦促下仍消極應戰，撤退錦州駐軍。又任命聲名狼籍的湯玉麟鎮守熱河，以致日軍侵略熱河時，湯軍望風而逃。張學良的所作所為，導致日軍輕而易舉地鯨吞東北，三千萬人民淪為亡國奴達十四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