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復甦馬六甲，戰後卻退出政壇的日本外交官──鶴見憲

鶴見憲是誰？

說到鶴見俊輔，熟知日本政治思想的人們可能知道他是位日本左派的思想家，但對他背後的家族應該所知甚寡。

鶴見俊輔的父親鶴見祐輔（1885-1973）[1]被喻為「公關外交先驅」，一輩子活躍於政界，戰後參與籌組自民黨，並擔任過厚生大臣。俊輔的叔叔鶴見憲（1895-1984）則是名外交官，曾活躍於中國、美國和東南亞，卻於戰後選擇淡出。鶴見憲生涯的高峰，是擔任過日本駐新加坡總領事，以及馬來亞日佔時期的馬六甲州知事。

鶴見憲比祐輔小十歲，兄弟倆皆出生群馬縣，一家跟隨父親鶴見良憲遷移各處。由於年邁父母相繼離世，鶴見一家在舅父和姐夫的支援下，寄居在東京的廣田家繼續升學。

鶴見祐輔自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學科畢業後，進入中央政府機關任職；鶴見憲也畢業自同一科系，卻選擇了外交官為志業。1921 年鶴見參加文官高等試験外交科合格後，被分配至外務省歐美局。

戰前外交生涯

鶴見憲戰前的外交生涯，大多遊走在中美兩國之間，但資料很少。1923 年，他首次被派赴海外，到天津日本租界總領事館任職。次年，被遠派美國的日本洛杉磯總領事官；1928 年調任華盛頓特區日本大使館三等秘書，兩年後回國，在外務省情報局擔任秘書。

1932 年 3 月滿洲國建國，鶴見憲旋即被調往駐滿日本大使館擔任二等秘書。1935 年 3 月，他正式獲得外務省委予重任，被委為駐美國波特蘭領事。鶴見憲可謂是親歷見證了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日本從遵守國際和平原則的「幣原外交」，到對華積極干涉的「田中外交」和「廣田外交」[2]等。

1937 年，日本因對華戰事與美國關係交惡，鶴見憲被調駐滿洲國哈爾濱總領事兼朝鮮總督府事務官；1939 年 1 月，鶴見憲旋以日本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兼領事身份前往上海赴職。

此時，上海除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外，已全面被日軍佔領。隔年，日本總理大臣近衛文磨發表首次聲明，宣佈不再承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此後直到汪精衛政權成立前，日本在華暫無建交對象，期間只委派參贊代理駐華大使職。身為使館發言人的鶴見，也參與了與汪精衛的交涉、上海租界土地與職權爭議，以及斡旋混亂時期的民事糾紛等。

派駐新加坡時期

隨著歐戰爆發，近衛內閣開始以落實《基本國策要綱》中的「大東亞新秩序」和部署武力政策，對外則實行「皇道外交」，對內則倡導「新體制運動」[3]。9 月，日本和德國、義大利簽訂《三國盟約》後，蓄勢待發準備隨時作戰。10 月，外務省決定委派鶴見憲為駐新加坡總領事，取代被召回的豐田薰。

鶴見憲抵達新加坡時，日本已和法國維希政府（Régime de Vichy）[4]談判簽訂了共同防衛的《日法議定書》，日軍第 25 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Indochine Française），進而引發英、荷、美國的經濟抵制和石油禁輸。

鶴見雖駁斥越南簽訂「自由行動」的條文，但也無可否認日軍已開啟了南下戰略。12 月，被外務省委為第一任南洋局長的前駐巴達維亞（Batavia,今印尼雅加達）總領事齋藤音次，回國中途抵達新加坡機場，與鶴見等 15 人在機場會面，但拒絕透露與會詳情。同一時間，新加坡的「筱崎護間諜事件」[5]進入了判決階段。

1940 年 9 月，筱崎護遭英國政治部探員逮捕並指控為間諜，違反《官方機密法令》（Official Secrets Ordinance）而被判處有期徒刑 3 年和罰款 1 千馬來亞元或輕度監禁半年。筱崎護的間諜案是日英關係逐漸惡化的前兆，只有鶴見憲對外宣稱馬來亞人針對日本的東亞政策似乎有誤解，日本希望締造平等與和諧的「東亞永久和平」（permanent peace），而日本也是當時東亞最有資格勝任領導者的國家。

鶴見也認為當下沒必要發生戰爭，希望彼此的和平狀態能夠持續下去。這項原則基本是符合日本當時的外交策略，即盡可能不擴大戰爭和強調亞洲新秩序。然而，鶴見憲的說辭卻難以說服部分馬來亞人，尤其是時刻提高警惕的英國人和痛恨日軍侵華的華人。

1941 年初，英日兩國都處於緊張狀態中，只有新加坡的生活仍如常進行，不過有大批日僑開始撤離的跡象。鶴見憲又試圖勸說，只不過是回國升學的學子和母親，無須惶恐。4 月和 5 月間，當地陸續舉辦了僑民為主的新加坡棒球協會大小聯盟賽事，身為當地日本總領事的鶴見，亦是棒球協會的副主席之一，當然會出席美、英、加拿大等國官員一同出席開幕儀式。

這時，新加坡海域發生了澳洲皇家海軍運輸船「平和號」（HMAS Ping Wo）襲擊日本班輪「哈瓦那丸」（Havana Maru）的事件，海峽殖民地輔政司鍾斯（S.W.Jones）在答覆鶴見的外交抗議時，稱只是通訊上所引起的誤解。可見儘管兩國矛盾升溫，但彼此都希望將衝突降到最低。

撲朔迷離的特務身分

雖說如此，鶴見憲在駐新加坡時，也被指涉嫌從事特務機關的策反工作。根據相關檔案和回憶錄，主張抗英獨立的馬來青年協會（Kesatuan Melayu Muda，KMM）領導人依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cob）與一名姓平川（Hirakawa Michio）的特務聯繫上，他自薦成為日本情報人員，並提議辦報刊來掩護身份。

1941 年 4 月，鶴見憲接收到來自東京的指示，將 1 萬 8 千元遞交給依布拉欣，作為 KMM 收購馬來文報刊《馬來亞報》（Warta Malaya）的資金，同時也為日軍收集各地情報。

一般猜測，這是否牽涉專事南洋情報與策反工作的陸軍參謀本部「F 機關」？但「F 機關」直到該年 9 月才正式成立，或許與鶴見沒關係。但進入是年下旬後，英日關係基本破裂，日軍挺進法屬印支南部，導致英方廢止《日英通商航海條約》。

後來因日本陷入「ABCD 包圍網」[6]封鎖的困境、美英外交談判失利等，讓軍方得勢，舉國推向戰爭邊緣。馬來亞日僑也陷入窘境，紛紛準備撤走，鶴見憲又再三強調沒有大規模撤僑舉動，是英方凍結了日僑資產，不少商眷只能被迫離開。[7]

鶴見憲夫人也尾隨這些人士乘船離開新加坡，據鶴見解釋是必須回國照顧生病的孩子，而非政治因素，但明顯看來世態已不妙。次月，日本召回駐南洋各國使節商議國事，鶴見憲在新加坡前譴責局勢的惡化，是拜英方「宣傳工作者」的劇增和鼓吹反日宣傳所賜，然而英方對當地日僑的待遇，鶴見則非常滿意。

「F 機關」首領藤原岩市少佐回憶，鶴見憲在 11 月下旬經過曼谷下船時，告知藤原有關 KMM 與駐新領館來往的消息，並要求經費執行工作。藤原指示鶴見成立代號為「龜」（KAME）的工作組織，與日僑、印度獨立聯盟（Indian Independence League，IIL）[8]和 KMM 等進行聯繫；另外也要求鶴見安排馬來亞北部的 KMM 成員為日軍充當嚮導和翻譯工作。

不過，鶴見憲曾向其子鶴見良行否認，自己並無參與 KMM 購買報社等事，而是當時偽裝成總領事的陸軍參謀所為，這點也獲得筱崎護辯護，並指出主謀是當時領館的陸軍參謀鹿子島隆少佐。

所以到底誰是誰非？其實外交官工作也包括從事收集和報告駐在國情報，雖然從藤原的回憶錄來看，鶴見較像匯報 KMM 的情況。但根據後來的專訪紀錄，以及 KMM 成員的說辭來判斷，鶴見的確參與了特務工作。

「如今忙如蜂巢」──重建後的馬來半島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登陸泰國南部後南下馬來半島，次年 2 月中旬攻陷新加坡，閃電式佔領英屬馬來亞。

1942 年 2 月 25 日，待戰事平定後，鶴見憲獲委派駐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總領事，過一陣子旋即被第 25 軍[9]所設立的「昭南軍政部」任命為馬六甲州知事，取代當地事務的軍官。這是鶴見憲多年從事外交工作後，第一次勝任地方行政長官，次年鶴見憲再兼任陸軍省的司政長官職[10]。

鶴見憲駐洋資歷豐富，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也極力擁護族群和諧共融，所以深得馬六甲州民的讚譽和愛戴。日軍佔領馬來亞後，要求馬來亞各州華人分攤捐奉 5 千萬元「奉納金」以示效忠和保障時，馬六甲州則只被迫分攤繳付 550 萬元。這是因為鶴見認為這種強迫性政策，不僅背道而馳，也難以俘獲民心，故曾代表馬六甲華人向軍政部提出申訴要求減免。

從當時種種跡象看來，文官普遍不滿軍人的橫蠻霸道，如昭南特別市市長大達茂雄和軍政顧問大塚惟精，都對奉納金持反對態度和拒絕配合，致使以總務部長渡邊渡大佐為主的軍政部將無法籌足目標，責怪文官不合作。

而出於體恤民情和勇於抗衡軍政的不合理要求之舉，鶴見憲也保護了不少州民免於被強召為勞務者、義務軍或軍伕。這些征召者大都被強行征遣前線從事築防、勞役和支援工作，無異是「送死」。

1942 年 8 月 25 日的《讀賣新聞》刊載了佔領後的各市州長官訪問和看法。鶴見憲匯報，相比英殖民時期不懂重視馬六甲豐富的天然資源，如今農收、漁產、蔬菜都迎來豐收倍增，稅收成績也比戰前更佳。日本人樂於用馬來語和在地人溝通，在地人也努力學習日語，在該州使用簡單日語基本沒問題。

復甦後的馬六甲被其喻為「昔日如沉睡谷，如今忙如蜂巢」，農產和漁產等內需不僅充足，還能銷往昭南和他州；另外也致力於礦業開發、興建煙草加工廠和開墾更多林地，以供農耕和木材生產。在教育方面，特設農業培訓中心以傳授農業知識予農民，而州內的 51 所各源流學校已重開，但在新體制下還是以傳授日語為主。

鶴見憲的治甲政策是為應付處理戰時物資短缺問題，同時也想藉漁農業發展帶動和振興州經濟水平。他在 12 月 5 日《昭南新聞》（Syonan Times）的專訪中表示，英殖民者以往只看重橡膠和錫礦業等，並從泰國、緬甸、印支等地進口白米謀利，卻忽視了在地人缺乏米糧的問題，還有他們的利益和福祉。

因此，州政府以提供財力和生產物資為鼓勵，強制命令農民勤耕、推動增產，此政策也同樣執行於漁業的擴充發展。同時，為了應付貿易出口，政府也考慮提升馬六甲港口設施的改善和擴建。

此外，也將直落垵（Telok Mas）的鋁土礦開採權，交由石原產業[11]負責,並僱傭當地居民為礦工，將原料運回日本。值得一提的是，馬六甲州迄今仍持續運作，也是唯一的機場，這都是在日佔時期召集勞役短時間內建造完成的。

為了抵禦馬來共產黨組織了的人民抗日軍（MPAJA），州政府必須栽培鄉勇組織。1942 年 11 月，在鶴見憲的見證下率先成立了亞羅牙也縣（Alor Gajah）的義警組織「自警團」，以維持偏遠鄉鎮的治安穩定和撲滅共黨游擊隊。軍警組織如警員、憲兵隊、義勇軍和自警團等陸續成立，為了穩定治安和秩序。

1943 年 11 月，各州也恢復了司法系統，法庭機構開始重新設立，雖然仍在軍政監部的管轄之下，但也可以說是對當時的軍政進行了重大改革，還給民眾一個司法公正的程序。1943 年 2 月，軍政監部在馬六甲州榴蓮老溫（Durian Daun）成立「興亞訓練所」，負責培養在地人（基本以馬來人為主）的中堅官僚，藉此加強兩國間的提攜與認同關係，被喻為是貫徹「皇民化教育」的搖籃。

馬六甲的「興亞訓練所」是繼昭南島創立後的第二所，直到日佔時期結束，也只有這兩間。當日開幕儀式參訪馬六甲的軍政監西大條胖少將在致詞時稱，自從把西方勢力都驅逐後

我們也不希望再有另一場戰爭，因此必須謀求一個和平和繁榮的世界

迎向改革，但和平沒有到來

隨著渡邊渡的強硬政策不被接受和遭到撤職後，軍政監部進行了調整，第 25 軍軍政監部遷往蘇門答臘島另設軍政，昭南島的中央則改組為馬來軍政監部，整體上也迎來了改革，將權力下放和制度化。

1943 年 12 月，馬六甲州召開了由 15 名在地人所組成的參議會（7 名馬來人、5 名華人、2 名印度人和 1 名歐亞裔），定期召開會議，直到日本戰敗為止。雖說戰時期間的議政影響效果不大，卻也反映出日本當局多少有適時進行改革，或例行實現他們許下的承諾。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亞太戰局開始惡化，日本進入總體戰體制階段，期盼的和平和改革沒有到來，南洋各佔領區也緊隨動員全民進行防衛作戰。次年 2 月 15 日在馬六甲會慶祝「馬來新生紀念日」活動上，呼籲各族須鼎力相助、攜手推動工業開發和糧食生產，「大東亞戰爭並不只是軍人的戰爭，也是為打造『亞細亞人的』人民戰爭，每個人都須為總體戰效力以保護家園」。

不久後鶴見憲被通知召回國內陸軍省本部任職，霹靂州總務部長細井英夫則被調任馬六甲知事。在内外情勢艱難和糧食短缺的情形下，鶴見在告別馬時，叮囑州民大規模墾地和清除橡膠園，開發更多可耕地供種植蔬果，以應付糧食所需。

這次的調動，可能是東條英機因戰事失利，被迫於 7 月 22 日辭官的結果，文武官僚繼而推舉小磯國昭任相組閣。而外務省也重新獲得重用，外務大臣重光葵亦兼任大東亞（省）大臣，意圖重開和平談判之路，卻因時局變化而功歸一簣，促使日本決定以本土決戰為最終態勢。

1945 年 1 月，鶴見憲獲委為外務省調查官，重返外務省不久，美軍即於 3 月中旬後連續對東京展開大規模空襲，鶴見家在轟炸中被燒毀，一家疏散至兄長祐輔於長野縣輕井澤的別墅。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佈《終戰詔書》，鶴見憲被首相東久邇宮稔彥王訓令委任為「橫濱連絡委員會」的一員，在終戰連絡中央事務局長官岡崎勝男的指揮下，於 8 月 30 日開始與盟軍總司令部（GHQ）進行聯繫，並且提供 GHQ 駐在地區（橫濱）所需的相關情報、管理和調解宿營與伙食，擔任嚮導和接待工作。

9 月 2 日，日本 11 名全權代表登上美國軍艦密蘇里號，與同盟國代表正式簽署《降伏文書》，太平洋戰爭正式宣告結束。外交省旋即委任鶴見為大使館參事官，但很快遭他婉拒。

10 月，鶴見憲接受了內務大臣山崎岩任命，後補為靜岡縣熱海市市長，直到 1947 年 4 月日本舉行首次全國地方選舉時辭任，期間即便 GHQ 於 1946 年 1 月下達「公職追放令」[12]，鶴見卻沒有受到波及。卸任市長後，鶴見憲也才不過 53 歲，卻選擇退出公職生涯，成為一名實業家，自此不再參與政務。

結語

鶴見憲的職業生涯，見證了日本二戰前後外交政策乃至國家的大起大落，鶴見作為一名外交官，從種種跡象來看，首要任務無疑是遵守政府的訓令執行涉外事務。

歷史學者李朝津認為，日本當時企圖改變國際現狀和發展出一套新的意識形態，是導致戰爭擴大的因素，如日本鼓吹東亞新秩序和大東亞戰爭，以反抗亞洲的西方殖民勢力；但弔詭的是，日本宣稱要解放亞洲國家，卻在亞洲進行侵略戰爭，難以自圓其說。

此外，日本外交在當時逐漸被軍方挾持利用，政府也無法有效解決社會改革，這些都是合理化對外軍事擴張的行為。從鶴見俊輔的相關研究也發現，日本知識分子的消極「轉化」及國民接受有限資訊上的自我欺騙，更是催化了軍國主義的發展。

鶴見憲從一介外交官轉任軍政地方長官，某種程度上也發揮了積極作用，不僅貫徹日本化的東亞新秩序，靠著多年的外交經驗和精通多國語言，以及務實親民的人格特質，無疑為日佔時期的馬來亞添上一道難見的光景，備受世人稱道。 若沒有這些有志文官根據現實狀況進行適度政經改革，日本在馬來亞的軍政情況或許將更加惡劣不堪。

當然，這些人物與改革貢獻如今已鮮少為人所知，我們只能盡所能從各種蛛絲馬跡中，首先拼湊和重現鶴見憲的相關功過事跡，透過對照和探討當時的外交與戰爭背景，來呈現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希望不讓它無故留白，或被一方的片面引導所掩蓋。

[1] 鶴見俊輔（1922-2015）的母親愛子為「台灣現代化之父」後藤新平（1857-1929）之女，姐姐鶴見和子（1918-2006）為著名的日本社會學家和思想家，姐弟兩人在戰前曾留學美國。

[2] 幣原喜重郎（1872-1951）於 1924-1927 年和 1929-1931 年兩度擔任外務大臣，中間由軍人出身的田中義一（1864-1929）擔任外相，主張對華干涉和恢復陸軍利益。1930 年代日本因內憂外患和在華利益等衝突導致軍國主義崛起，引發了滿洲事變和建立滿洲國等，以致最終放棄國際協調外交而退出國聯。1933 年廣田弘毅（1878-1948）繼任外相後，雖推廣「協和外交」並企圖以「三原則」來親善和緩和中國的反日聲勢，但最終也無法阻止軍人持續干政和主宰政局。

[3] 即解散原有的政黨，以「大政翼贊會」的全國性政治團體取而代之。原本欲將國務和統帥權一元化來抑制軍方，但陸軍只認同恢復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造成國務反而從屬統帥權。參見（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冊），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1980 年，頁 652-656。

[4] 1940 年 6 月，被推舉為總理的貝當元帥（Philippe Pétain）向德國求和，德軍佔領法國北部領土，法國政府則遷到南部的自由區，遷都小鎮維希。

[5] 筱崎護是日本官方的東方通信社記者，作為馬來亞和日本間的新聞橋樑，與新加坡的各大報社合作和提供新聞。該社社員也受日本外務省情報部委託，在當地搜集情報，而筱崎本人也身兼駐新總領事館的新聞輔佐官。

[6] 即日本對 4 國（A-美國、B-英國、C-中國、D-荷蘭）在亞洲施行對日經貿制裁的稱謂。

[7] 選擇繼續留駐的行業有攝像館、理髮店和牙醫診所，以及日資的日、英文報館等，但這些人士普遍被認為是從事諜報工作的據點。

[8] 1920 年代由海外印度僑民所發起的抗英民族主義組織，隨後獲得日本的支持，於昭南島組成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INA），並於當地組成自由印度臨時政府（Azad Hind）。

[9] 日本陸軍第 25 軍在佔領馬來亞半島後設立並執行軍政統治，隨後因單位調動、行政和統治區域劃分等，曾歷經多次更動。

[10] 即太平洋戰爭期間於南洋各佔領地軍政中任職的文官職名。

[11] 石原產業株式會社的社長石原廣一郎即為當時著名的「南進論」戰略積極推動者。

[12] 「公職追放令」是將涉及戰時和殖民地等相關的政府、企業、機構、團體人士，以及海陸軍人等排除出公職的整肅政策，直到 1952 年才全面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