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原是槍斃人的地方。」臺大水源校區前身的解剖室,竟是無數政治犯的冤死之處
作者:謝宜安

在朝氣蓬勃臺灣大學公館校區附近,有一處與周圍熱鬧商圈格格不入的「水源校區」,初次抵達水源校區的人,應該都會訝異於它的荒涼,又因靠近河邊,陰涼的陣風不時吹過,老舊的校舍,加上人煙稀少,也使水源校區看來格外陰森。但這裡又是臺大學生不得不來的地方──要是腳踏車被拖吊了,就必須到水源校區領回。

種種因素,致使水源校區「很陰」的傳聞開始在臺大學生間傳開,各種繪聲繪影的鬼故事,令人頭皮發麻。有人說,因為水源校區曾是國防醫學院所在地,校區某個角落就是當年解剖屍體的「大體解剖室」,國防醫學院所解剖的並非是自願成為「大體老師」志願者,而是在附近刑場被處決後,無人認領的死刑犯……。

水源校區現址,位於臺北市中正區思源街 18 號、永福橋旁,原為國防醫學院舊址。(Source:Solomon203 / CC BY-SA

水源校區的前身,從國防醫學院的「屍林」開始講起

傳聞是真的嗎?上述敘述大抵沒有偏離實情太多。曾經有一段時間,水源地設有刑場,在 1949 到 1999 年間,國防醫學院就座落在水源校區一帶,校園某處存放著等待解剖的屍體,一旦期滿,這些屍體就會成為學生們課堂上的大體老師

這件事,很長一段時間被視為秘聞,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在小說家李渝描繪白色恐怖的小說〈夜琴〉裡,水源刑場一事,也只能止於傳聞,即使到了小說最後也只能朦朧地說:

……黑暗的水源路,從底端吹來水的涼意。聽說在十多年以前,那原是槍斃人的地方。

然而,真相甚至比「水源地曾解剖死刑犯」的傳聞更為殘酷、更令人感到傷痛。因為那些死刑犯,並非單純的死刑犯,他們打從一開始,就不應該出現在解剖台上……。

1950 年代,國防醫學院曾作為存放政治犯屍體的地方,政治犯在附近的刑場被槍決之後,屍體會先送到「極樂殯儀館」存放三天,家屬若未在三日內前來認領,屍體則會移往國防醫學院,在福馬林池裡浸泡三個月。若逾三個月還無人認領,屍體便會成為解剖課上用的大體,待課程結束後火化,埋葬在六張犁。

1951 年元月,國防部所行的公文〈執行死刑奸匪無家屬認領之屍體交國防醫學院解剖實驗之用〉提到:「為重人道及吾國舊有習俗起見,暫准將執行死刑奸匪無家屬認領之屍體,交國防醫學院浸洗三個月,仍無家屬認領者予以解剖並逐次報備。」

此舉背後的原因之一,是為了解決醫學院校大體不足的問題。在 1949 年以前,臺灣只有臺大一所醫學院,後來國防醫學院隨政府遷來臺灣,兩間學校的資源互相影響,加上傳統民俗「死無全屍」的忌諱,因此解剖科能用的大體十分缺乏。與此同時,當局風聲鶴唳的政治迫害,致使殯儀館裡躺滿了被槍決的政治犯們──於是,就有了「將死刑犯屍體交由國防醫學院進行解剖」的決定,可以說相當「理性」。

在國防醫學院遷臺前,臺灣僅有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一間醫學院,此圖為當時的學生宿舍。(Source:Wikimedia

陳政子一家的經歷,或許能還原家屬領屍背後的心路歷程。陳政子的父兄在「鹿窟事件」中雙雙被捕,在父兄被槍決以後,隔了許久身在鹿窟的陳政子與祖母才得知死訊。她們還來不及悲痛,便需煩惱「沒有錢可以處理父兄的後事」。陳政子與姊姊、祖母前往國防醫學院認屍,那裡「橫豎躺著許多具遭槍斃等待認領的遺體」,遺體很多,多到管理員要用鉤子翻檢遺體以供指認。

陳政子說,這時的她並沒有特別的感觸,只感覺管理員拖的,好像是「別的東西」──直到管理員從那堆「屍林」中撈出了父兄的遺體,她們此時才意識到父兄已經不在人世,悲傷地不停哭泣,祖母甚至昏了過去。一家人強忍悲痛,請人縫補遺體的傷口,並為遺體穿上壽衣與鞋子,讓父兄可以一路好走。

陳政子提到,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她們相信「人一旦離開世間,應該要讓大體保持完整,才能一路好走」,未來才好投胎。全身赤裸的、佈滿槍傷的遺體,都令家屬感到不捨,更何況若交付解剖,產生更大的傷口……乃至支離破碎。若是家屬知情,怎能心安?

一如 1950 年代許多憑空消失的政治犯,他們的親朋好友只知道某件事發生了,當事人可能在逃或被捕,從此不再出現。在白色恐怖的緊張氛圍中,這種「消失」被人們忌於談論,也因此難以得知他們的具體下落──這些消失的人,究竟在哪?是解剖台上,抑或是哪個我們不知道的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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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犯被槍決後的下一站:福馬林池與解剖台

對於受難者家屬而言,在親人突然被處死之後,最後能為他們所做的事,就是「好好送他們最後一程」──找到親人遺體、妥善處理並進行火化。然而,政府的刻意隱瞞與不便宜的處理費,卻讓家屬難以達成這卑微的心願。

不少政治犯家屬的口述記錄曾提到「前往國防醫學院領屍體」的回憶,但這件事似乎是個不能說的秘密,並未對外公開。藍芸若曾說,她的父親藍明谷因「基隆中學案」而入獄,在外祖父某次送飯時,赫然發現藍明谷已遭槍斃,但是槍斃後屍體送到何處,軍法處卻不肯說。經藍芸若的叔舅四處打聽,才得知屍體被送往國防醫學院。一家人風塵僕僕地趕往國防醫,將藍明谷的屍體從福馬林中撈起來,帶回老家。當時年幼的藍芸若對此事並不清楚,只記得曾聽叔叔說,父親屍體上有彈痕與刀傷。

除了資訊不透明,領取屍體所需支付的費用也讓這條尋親之路困難重重。政治犯家屬林愛珠說,哥哥林錦文被槍決當日,林父立刻搭車北上,卻未能馬上去國防醫學院領屍,而是待在林愛珠家三、四天,籌足火化費用後,方才前往。此時的林錦文,已經與其他遺體一同被浸泡在藥水裡好幾天,遺體早已變形、皮膚發白,難以辨識。最後,林父憑藉林錦文嘴中的鑲銀牙,終於認出了兒子,交由殯儀館火化。但隔天去領骨灰時,又因買不起骨灰罈,只好拿醬菜甕裝骨灰。

這樣的故事在當時還有很多很多,然而不是所有家屬都能找到他們失蹤的親人,也不是所有遺體都能等來他們盼望的家人。這些沒被家屬領取的遺體,便會來到下一站──解剖室。

解剖台上躺著,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

據白色恐怖研究者林傳凱所說,當年的國防醫學院外便是水源刑場,作為馬場町刑場的備用刑場,當馬場町刑場行刑人數較多時,就會啟用水源刑場,因此水源刑場的行刑時間,都較馬場町為晚。馬場町通常在凌晨五、六點執刑,水源刑場則在上午十點,正好是學生的上課時間,國防醫學院的學生在上課聽過槍聲,也能看到送來解剖屍體上的彈孔,如今聽來十分驚駭,卻是當年國防醫學生的日常

更驚悚的,是學生認出被解剖台上那具遺體的時刻──小說家賴志穎的短篇小說〈紅蜻蜓〉裡,主述者是一名醫學生。他有一名要好的表哥,原本是個左傾的理想青年,似乎曾經參與組織,某天突然下落不明。結果就在解剖課上,主述者赫然發現,要解剖的屍體便是表哥。於是,他一邊拿刀劃開表哥的身體,一邊回憶起表哥活著時的模樣……。

這不只發生在小說〈紅蜻蜓〉裡,小說家黃春明的散文〈老師,我得獎了〉,獻給他的文學啟蒙王賢春老師。王賢春是黃春明的初中國文老師,她發現黃春明有寫作天賦後,教他讀巴金、契訶夫、沈從文。某日,王老師在課堂上被帶走了,沒過多久,去國防醫學院參觀的高中學長帶回消息,說在解剖室看到了王老師。

在解剖台上認出熟識的人,手裡握著銳利的手術刀,看著熟悉的面容,如何才能狠下心劃開他的皮膚,將其單純地視為教學材料?這些哀痛不只存在於文學作品中,根據林傳凱的調查,國防醫學院的學生就曾經被送上同班同學的解剖台──他是藥學系的霍振江,因為組織讀書會而被抓,原本只判徒刑,後來被改為死刑。當時國防醫學院中多半為外省人,霍振江也是,他們隻身來台,缺乏親人為其收屍,因此霍振江的屍體便被移到了國防醫學院的福馬林池中,在三個月後來到了解剖室。

同學們發現要解剖大體竟是霍振江時大為吃驚,雖曾聽聞霍振江被抓走、被判死刑,但從沒有想過會親眼看見他成為大體老師。國防醫學院的老師令班上兩位同學將遺體退回殯儀館,而此事引起的騷動,更導致了一名女學生上吊自殺。

在當時的國家政策之下,當權者不但能奪取了一個人的性命,更能剝奪他殘留下來的身體,將一個人的價值搾取得絲毫不剩。受難者們離開世間時,無法由自己做主,就連死後,也要非自願地供人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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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恐怖故事已被遺忘……

1950 年代被處決的死刑犯,並非強盜、殺人、縱火的罪犯,他們可能和你我一樣,只是普通的文藝青年、學生或老師。他們為了國家更好的未來,投身革命,卻遭國民政府硬生生斬斷人生,成為福馬林池裡一具具沉默的屍體。

人生無法重來,這些無辜的生命早已逝去,若是按照鬼故事的邏輯所言,亡魂死後會徘徊作祟,那麼這些曾懷抱革命理想的青年,真的會想作祟嗎?就算要作祟、要索命、要復仇,他們真的能找出這場悲劇幕後最大的兇手嗎?

或者,假使如習俗所言,這些被解剖的死者,因死無全屍而無法好好上路,那麼他們持續逗留在陽間,想必願望也很單純──就是看一眼,他們來不及說再見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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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六張犁墓區〉,國家人權館不義遺址資料庫
  • 許雪姬主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研院臺史所,2015年)
  • 國防醫學院藥學系、國防醫學院藥學校友,《源遠流長一世紀:國防藥學教育百周年紀念專刊》(臺北:中華藥學研究基金會,2008)
  • 【人權online】EP03:死後的路徑──「被」成為的大體老師們
首圖改自:Solomon203 / CC BY-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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