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裡尋找二二八真相，血地上開出自由的繁花──臺大歷史系陳翠蓮教授專訪

1970 年代，蔣介石過世、中美斷交、臺灣退出聯合國，種種衝擊使得青年開始思考自己在歷史洪流以及國際社會的地位與處境。1980 年代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運動、雜誌更是風起雲湧般的出現，許多青年學子也因為民主洪流各種事件，逐漸對臺灣歷史、政治感到興趣。而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在成為一個歷史學家之前，正經歷當時最激昂且熱烈的政治浪潮洗禮，親身體會這段動盪又充滿希望的年代。

戒嚴時期資訊相對不流通，學生取得資訊的管道幾乎僅剩教科書與學校——然而當時的國民教育卻只管要學生愛國、愛黨。最初，陳翠蓮不過是其中之一，悲痛地閱讀著教科書中關於「中國」百年來的苦難，成為一名不折不扣的「黨國青年」。1979 年，美麗島事件爆發，報章雜誌、新聞媒體不斷重複報導這些「暴徒」的「惡行」，她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人就是「居心叵測的陰謀份子」，也因為這件事經常和父親發生爭執。

「妳這是被洗腦了，你有聽過二二八嗎？」父親說出這句話後，立刻被母親阻止，示意不要再說。

為何不能說？發生了什麼事？雖然當時並未深究，但這些疑問已經在她的心中著了根。

1980 年 2 月 28 日，林義雄家遭遇滅門血案，老母與雙胞胎小女孩遭遇劫難。看著報上全版的報導，陳翠蓮背脊發涼。黨國控制下的臺灣竟然發生這樣的事，「參與政治就要受這樣的報復嗎？」她開始意識到國家並不是想像的那樣，看見了黨國神話的裂縫。
 

越界的黨國青年

美麗島事件後，雖然政府馬上採取行動鎮壓，但民主運動卻未同 1960 年代雷震《自由中國》事件那般隨即潰散，反而在持續的黨外造勢運動、黨外雜誌熱潮中迅速恢復活力，這也意味著臺灣的政治逐漸從威權走向開放。在風起雲湧的動盪時代，自認為是「政治動物」的陳翠蓮，選擇進入臺大政治系就讀；雖然母親擔心她變成政治犯，但父親認為「這樣頭腦會清楚一點」，相當支持這個決定。

上了大學，她遇到了來自中南部的同學們，從同學口中聽見了有別於過往習以為常的世界，還第一次走進了黨外人士的助選現場。這段時間的黨外造勢場合中，最有名的非康寧祥莫屬，他在演講時提到國民黨不告訴你的臺灣歷史、日治時期政治運動史，在在讓陳翠蓮感到驚奇，「臺灣竟然還有歷史！」進入政治所碩士班後，她開始探索父親欲言又止的二二八事件，但發現臺大研究生圖書館中 1947 年 2 月到 5 月份的期刊，竟然奇異地消失。

她憑藉文學作品努力探索，印象最深刻的，是林雙不描寫新嫁娘遭遇事件衝突的小說《黃素小編年》，以及林文義暗諷彭孟緝在事變後惡夢纏身的《將軍之夜》。接著，陳翠蓮利用暑假泡在聯經出版社地下室，閱遍陳映真、宋澤萊、黃春明、王拓等人的作品；徹夜窩在女研究生宿舍看完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時而掩卷嘆息、時而激動落淚，室友側目、把她當怪人，她心中更多的是憤慨：「到底有多少事情被隱瞞起來？」

儘管長老教會和黨外人士當時已組成「二二八公義和平促進會」舉辦相關紀念活動，卻因為警察的嚴加管制，使得當時剛要萌芽的二二八的紀念難以觸及一般大眾。

在書中逐漸浮現的「臺灣」

有一天，研究所同學不知哪裡弄來《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當看到 1928 年成立的臺灣共產黨竟然主張「臺灣獨立萬歲、建立臺灣共和國」，陳翠蓮熱血沸騰，打算以臺灣史作為碩士論文主題，然而，政治所並無任何臺灣歷史相關課程，最後是在許介麟教授的推薦下，她前去修習曹永和老師在臺大歷史所開設的「臺灣史專題」。

解嚴前夕，校園、社會開始騷動，關注臺灣的人，開始如飢似渴地找尋任何關於這塊土地過往的資料與研究。她與同學也主動以「學習日文」為由，周末假日都到曹永和家研讀臺灣史相關的書籍，其中不乏戒嚴時期的禁書，諸如許世楷的《日本統治下の台灣：抵抗と彈壓》、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曹永和讓學生自行選取有興趣的讀本，讓學生翻譯，有錯誤時曹老師會指出，但對內容不多做解釋，始終維持著「學習日文」的互動方式。

「但透過這些閱讀，我們就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陳翠蓮回憶。

其中，王育德的《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讓她第一次比較完整地認識臺灣過往歷史。雖然就現在的觀點來看，書中內容相當有限，但對當時的他們來說已是在噤聲年代裡打開一扇窗。透過閱讀這些書籍，過去塵封的歷史也逐漸顯露出它的樣貌，她也終於理解，為何母親總是阻止父親繼續說下去。

在曹永和教授指導下，陳翠蓮讀到了甫出土、由張炎憲及翁佳音等人正在解讀的連溫卿史料，遂以臺灣文化協會為題完成了碩士論文。

直擊權力運作現場的國會小記者

1987 年，臺灣迎來解嚴，象徵新時代的開始。臺灣政治開始了天翻地覆的改變，震央就在立法院。陳翠蓮畢業時恰逢解嚴，雖然順利考取博士班，但仍選擇休學到《自立晚報》當政治線記者。

從高中時期就對政治有敏銳感知的她，一度打算選舉參政。然而，在立法院實際接觸政治的運作後，發現想像中的政治工作和真實情況落差很大。真實的政治運作，存在許多折衝、妥協，牽涉權力、人際、人性的考量。政治工作的目的應該是追求公眾利益，在此之前必須取得權力；為了維繫自身權力，許多政治人物往往將目的與手段混淆，最後沉淪在權力追逐的場域中。

陳翠蓮認知到，自己的個性無法從事政治工作，於是轉向學術研究發展，但這段國會之旅，依然讓她汲取了政治場域經驗，日後在研究中，不僅從表面閱讀檔案史料，也從人性動機與權力運作角度思考，做出推論與解釋。
 

二十多年才解答的二二八真相

解嚴後，不僅是民主政治開始發展，人們對於過去歷史的索求也日益增加。二二八事件也受到更多關注，不斷出現檔案與專書，諸如學者戴國煇的《臺灣總體相》、葉芸芸在美國出版的《臺灣與世界》雜誌，甚至中共方面也出版《陳儀生平與被害內幕》爭奪詮釋權。
 

二二八事件也開始成為立法院質詢交鋒的核心，如吳淑珍、許榮淑等人都提出相當尖銳的質詢，要求國民黨公布事件的真相並賠償，也呼籲政府回應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的訴求。李登輝是二二八事件的親身經歷者，在他繼任總統後，也被要求正視二二八事件。經過一番黨內鬥爭，李登輝經由國民大會選舉出任第八任總統，終於指示行政院組成「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完成《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顯然研究二二八的時間、資料條件都已經成熟」，陳翠蓮說。在擔任記者期間，她利用到美國、中國採訪的機會，蒐集當時甫問世的檔案資料，並留意政府部門釋出的檔案。再加上許介麟建議她去美國取得戰後初期臺北領事館檔案，她終於在 1995 年以「二二八事件」為題完成了博士論文，後續亦出版為《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該書聚焦在國民黨派系鬥爭來分析二二八事件，並認為特務機關滲透在事件中，伺機將事件擴大以利將反對份子一網打盡。
 

然而博士論文中仍留下了更多難以回答的疑惑。因為，她在國民黨檔案中看到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二二八事件時，竟說事件若處置不善「會引起國際干涉」、「臺灣將來究竟屬誰都成問題」，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這些問題前前後後花了我二十多年的時間來解答。」陳翠蓮說。她遍尋日本國會圖書館中的戰爭前後檔案、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中典藏的葛超智資料，甚至再度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尋戰後初期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檔案，終於在 2017 年完成《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回答當年的疑惑。

結語：回望美麗島的苦悶與希望

有人問，二二八事件都過了這麼久了，為什麼我們還需要繼續紀念？陳翠蓮認為，「對所有政治共同體而言，光榮的歷史固然重要，但悲情、受難的歷史更重要，因為它足以激發成員對共同體的不捨、痛惜，進而召喚責任感、獻身熱情，並凝聚共同體意志」。
 

而且，「歷史評價對政治共同體也很重要，除了悼念事件之外，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中探求真相，尋找值得社會共同記憶的典範，並檢討在群體危機中那些作為對社群造成嚴重傷害，引以為戒。」
 

只要生活在臺灣這片土地上、認為自己同屬於這個共同體的人們，就不該輕易地遺忘過去的苦難。我們將可以從過去的歷史中汲取經驗，當未來社群再度面對危機與挑戰時，發展出應對能力。在一篇名為〈在血地上開出繁花〉文章中，陳翠蓮這麼寫道：

臺灣社會已逐漸走出噤聲恐懼，年輕世代正在改變，我們已然看見所深愛的臺灣，在二二八的血地上綻開出自由民主的繁花。

受訪者：陳翠蓮

曾任自立晚報政治組記者，現為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政治史。著有《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主運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