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謀生，不是找死。」疫情之下的勞動人生與權益

過去 2 年來，全球經濟因為 COVID-19 疫情遭遇嚴重衝擊，連帶影響許多勞工的生計。究竟勞工在這波疫情衝擊下，該如何面對工作可能不保的切身問題？政府與社會又該如何協助勞工維護其工作權益？
 
「永續發展講的是環境還是制度？工作、生活、平等要不要永續？」臺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先拋出問題。他以 2008 年的金融海嘯為例，這場海嘯不僅造成歐洲年輕人 30% 的高失業率，連帶出現零工經濟、不穩定就業、派遣等現象。「他們的生活無法永續，社會的平等基礎也無法永續。」孫友聯指出，這種現象導致歐洲民粹、極端政治興起，其提出的政策反而違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疫情衝擊全球 87% 勞工　凸顯各行各業勞動不平等

2019 年末爆發的 COVID-19 疫情，迫使各國祭出各項管制措施，再度使勞工的工作權益受損。孫友聯引述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疫情就業影響報告，全球總計 33 億勞工，其中有大約 87% 的勞工或多或少受到疫情衝擊。孫友聯說，疫情帶來的影響包括生活與工作型態的改變，過去熱絡的機場接送運輸業，因為國際旅遊管制受到嚴重打擊，且有一群勞工將持續地被市場所排斥，無法找到工作。
 

突如其來的疫情，使得各國政府制定的防疫措施，小至隔離治療、居家檢疫等影響個人工作，大至封城、邊境管制、限制特定防疫人員出境、緊急狀態等影響整體產業運作的措施，都會影響勞工工作權益。許多攤販、理髮店、咖啡店的員工因為工作性質無法在家工作，或難以維持社交距離，在疫情爆發後即無法正常營業。2021 年 5 月至 7 月，臺灣實施全國第三級防疫警戒，批發零售業、餐飲業均受重擊，孫友聯指出，儘管餐飲業迅速復甦，反而出現缺工的現象，因為勞工會顧慮下一波疫情爆發之後可能的失業潮，選擇暫時不進入餐飲業。
 

孫友聯認為，工廠因為無法營運而倒閉，勞動位置消失後，就會出現失業或不充分就業的情形，不充分就業即為臺灣所稱的減班休息。在勞動條件方面，出現工資減少以及民眾能否取得社會保障的問題。疫情還會對特定就業脆弱族群造成更不利的影響，例如建案舉牌員的薪水是日領，沒有勞保。當疫情爆發，舉牌員沒工作時，因為沒有勞保資料，即無法獲得政府紓困。
 
對於臺灣的勞動現況與失業率變化，孫友聯坦言自己猜錯失業率走向，原本擔心失業率自 5 月疫情升溫後，會隨著畢業季來臨一路往上飆，但臺灣失業率自今年 6 月創下 4.80% 的高峰之後就往下掉，顯示臺灣的韌性堅強。（編按：本文寫於 2021 年。）2022 年臺灣調漲基本工資的幅度也出乎意料，分別達到月薪新臺幣 2 萬 5,250 元與時薪新臺幣 168 元，基本月薪調幅高達 5.21%。孫友聯指出臺灣仍要注意疫情下性別與工作的問題，例如批發零售業、餐飲業與照顧產業女性占多數，受疫情的衝擊也較大。也應重視移工的工作與健康權益，避免移工被污名化，協助失聯移工施打疫苗。
 

破除才幹至上思維　認識社會不平等

面對工作權益的問題，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劉梅君從社會不平等的現象開始談起。劉梅君認為原本具公共財性質的事物，在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下，成為私人競逐的標的，體現在財富所得集中化、公衛體系醫療化、高等教育市場化、土地住房商品化、育兒長照家庭化等現象。尤其是土地住房商品化造成房價高漲，年輕人買房須靠家長支援，或是所得有一大半需付房貸或租金，用於採買生活所需與培養自己的花費隨之減少，形成「營造業一枝獨秀，其他行業慘兮兮」的局面。
 
才幹至上的思維也是劉梅君詬病的社會現象。很多人將不平等的現象歸因於自己人力資本不足，因此讀大學要雙主修、輔系、考證照，就業才有競爭力，彷彿沒有人力資本就會變成「魯蛇」。但不見得每個人都有好的條件，能培植自己的人力資本。
 
事實上，那些無法累積人力資本的人，不代表他們不夠努力或資質不好，單純是其沒有成為社會贏家的先天或後天條件。劉梅君認為才幹高低與否，其實有階級問題，父母親重視教育、出身背景好的人更有機會。沒有機會的人並非愚蠢或不努力，而是其成長條件不夠好。
 

臺灣是「社會團結」的沙漠

關於工會，臺灣有許多人只要看到工會，就覺得是一群貪婪、不知感恩的人。臺灣雇主對工會的認識也很淺薄，當有人要在企業內部籌組工會時，就會用各種手段對付籌組工會的員工。絕大多數的工會為勞健保工會，少有階級意識。劉梅君認為，這是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社會強調競爭、個人主義、雇傭彈性化，就連政府組織再造後，也以非典型的方式聘用員工，造成勞動條件低落。但就是在勞動條件低落時，更突顯勞工團結爭取合理工作條件的重要。
 

然而，勞工團體爭取合理工作條件的行動，卻被認為是破壞勞資和諧，劉梅君認為這樣的想法很可惜，團結有其公共財性質，應該是融合納入、相互奧援，而非排除。若沒有團結，個人的生存將落入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且會極大化先天與後天的不平等，使得競爭門檻更高，形成惡性循環。下一代進入就業市場的門檻會更高，學生在學期間不只要考證照，還要爭取無薪實習，只為了求職時在履歷有實習經驗。劉梅君感嘆：「很多年輕人不生孩子了，因為自己都已經受苦，為何孩子要在比我還苦的時代裡存活？」
 

摒棄勞動迷思　正視性別歧視

勞動權益同樣與性別議題息息相關。劉梅君認為女性勞動者常被歸類為「弱勢的勞動者」，這並非女生工作狀況不如男生的本質性弱勢，而是社會性的弱勢。因為女性相對男性須承受更多的刻板印象、性別歧視，也有玻璃天花板限制。最明顯的案例是「母職懲罰」與「父職紅利」。當女性當了母親之後，許多雇主會認為女性無法加班，還會常請家庭照顧假，影響未來的職涯發展。但男性結婚當了父親之後，雇主多會認為這位男性較穩定、可靠，反而會賦予重任。
 
女性薪水普遍比男性低的問題也一直存在。劉梅君認為可以透過集體協商、提高參與決策能力、改善早期教育分流，破除職業類科的刻板印象、阻止女性大量投入某一產業形成低薪的擁擠現象出現、破除父權式養家工資觀念、落實托育公共化來解決。
 

外送員、外籍移工勞動權益仍待提升

平臺經濟近年來大行其道，許多外送員透過網路平臺接單來賺取生活費，但其勞動權益未受到充分保障。劉梅君表示，曾有平臺外送員向職業工會理事長表示，感謝有平臺的出現，讓他能夠揹著小孩同時作外送工作。令劉梅君感嘆：「是什麼樣的社會、經濟現實，讓臺灣的老百姓居然對這種非常惡劣的勞動條件說很感恩？」
 
劉梅君認為，平臺業者和外送員均從中獲得更大的工作與勞動彈性，但平臺業者有規避雇主責任之嫌。儘管世界各國尚未對平臺業者與外送員的關係有明確共識，西班牙於今年 8 月生效的《騎士法》（Rider Law）規定，平臺與外送員的關係就是雇傭關係。劉梅君指出，歐洲有大型工會支持平臺勞動者爭取權益的抗議行動，和平臺業者進行團體協商或為外送員提出訴訟，以至於平臺勞動者的權益受到重視，相較之下，臺灣在爭取外送員勞動權益方面仍待努力。
 

「如果相信民主，應該支持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