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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話經典】從倫敦到臺灣,背負各種異樣眼光的「三明治人」
作者:Emery 陳韋聿

你一定看過房地產廣告的舉牌工──那些站在大馬路邊忍受著日曬雨淋,長時間守著一塊大型看板,只為掙得微薄薪資的底層勞動者。大約在十幾年前,舉牌工漸漸出現在全臺各地,特別是在那些新建案不斷湧現的重劃區,你總是可以見到這群人默默看顧著廣告招牌的孤獨身影。

舉牌為什麼會變成一種工作?仔細回想起來,早些年的臺灣,新建案的廣告牌子多半是被綁在電線桿、燈桿、甚至是行道樹上,根本用不著僱人看守。很長一段時間,五顏六色的房地產廣告(以及選舉活動裡的競選旗幟),一直是這座島上最常見的街景元素。直到各地方政府開始積極整頓,這些廣告看板的設置才算是收斂許多。

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清理廣告看板的法律根據是「廢棄物清理法」,業者很快也就想出了應對的招數:只要找個人在旁邊看顧,這些廣告牌子就不算無主廢棄物了吧?在低薪過勞已成常態的現代臺灣,[1]要避開法規限制,找到便宜的勞動力,一直不是很困難的事情。[2]另一方面,臺灣的房地產交易(或者更直白的說,炒作)市場在近十餘年來也越趨熱絡,新成屋的推案量逐年攀升,因此產生了大量的廣告需求。正是在這樣的演變脈絡底下,散佈在臺灣各個城市角落的舉牌工人,遂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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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先從倫敦開始說起

話說回來,以低薪僱請勞工,讓他們拿著廣告牌子在街上站立或遊走,這樣的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當中,老早便已存在。

19世紀初期,剛剛經歷過工業革命的英國倫敦,整座城市的工商業發展空前繁榮,各類店家、各種商品都爭著要透過廣告曝光,於是大街小巷都被貼滿了宣傳海報。不過,印刷海報除了要面對政府課稅的問題,更麻煩的是這類廣告實在多不勝數,貼在牆上,很快會被其他廣告給淹沒,不見得是個好主意。

工業革命過後的英國,整座城市都被貼滿了宣傳海報(Source:John Orlando Parry

所以更好的做法是什麼呢?資本家很快想到了新的點子,就是乾脆雇用一群人,把廣告擺在他們身上,然後讓這些人體看板(human billboard)在城市裡走過來、晃過去。這種四處移動的廣告,效果當然要比定點張貼的海報好上許多,一下子便掀起流行。特別在1839年,當倫敦警察廳終於開始禁止在私人房產上頭亂貼海報以後,人體看板的數量更是一夕暴增。當時的倫敦,大約也像今天的臺北一樣,到處都能看見那些被僱用為臨時廣告工具的勞動者吧。

而為了儘可能擴這些大人體看板的廣告面積,很快便有人設計出穿戴在身體上的A字板。揹著這種道具的勞工,活像是被兩片吐司麵包給夾住一樣,著名的英國文學家狄更斯於是為這群人創造了一個形象化的綽號,即所謂的「三明治人」(”sandwich man”)。活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狄更斯,見證了人體看板在倫敦的誕生與流行。身為一個始終關懷庶民生活的作家,他想必也會對那些鎮日揹著廣告看板、只為了領取微薄工資的勞動者,寄予深刻的同情吧。

如同現代臺灣的舉牌人,在19世紀的倫敦,當個「三明治人」的待遇,總之是不會太好。這類臨時性質的低薪工作,所招徠的受雇者,多半是社會上較為弱勢的一群。他們通常亟需一個收入來源,因而只能暫時屈就於這樣的苦差事。

說「三明治人」是勞苦的工作,可能很多人不會同意──不就是揹著兩塊板子走來走去而已麼?相較之下,其他還有很多工作,付出的體力與耐力也不見得比較少,但須要完成的任務可能還多上好幾倍呢。

但實際上,單純的工作性質,可能才是「三明治人」真正的問題所在:這份工作除了酬勞令人沮喪之外,更糟糕的是它很難讓人從中尋找到成就感。本質上來說,「三明治人」僅僅是把自己的身體轉化為廣告工具,不需要培養什麼技能即可上手。從事這樣一種工作的人,也因此很少碰到「稱職」與否的問題,他不容易因為出眾的才能或表現而得到讚揚──就像你不會特意去讚揚一塊廣告看板的工作做得很好一樣。說得更極端一點,在這份工作裡面,人只是整個廣告物裡面的一塊單純零件,他的情緒、意識、感知都不是需要被在乎的事情,身而為人的價值,也很難在工作過程裡面獲得彰顯。[3]

總而言之,「三明治人」不會是一個令人感到太愉快的職業,有些時候,他們還得忍受雇主的額外要求,將自己打扮成各種各樣的花俏造型,只為了吸引群眾目光,達到更大的廣告效益。也或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各種以「三明治人」為主題的圖像描繪,總是表達出一種陰鬱、失落與挫折的感覺。

19 世紀後期,出現在英國街上的三明治人(Source: Eyre Crowe

回到臺灣,看看《兒子的大玩偶》

發生在19世紀倫敦的這些故事,距離身在臺灣的我們,似乎有些遙遠。但如果你讀過臺灣文學家黃春明出版於1969年的寫實主義小說《兒子的大玩偶》,你應該會覺得以上種種敘述,讀來十分熟悉。因為故事裡的主角坤樹,正是一個將自己打扮成小丑的「三明治人」。而他的境遇,其實與一百多年前英國倫敦的那些勞工,根本相去無幾。

前面說到:工業革命改變了倫敦的樣貌,也促成了「三明治人」的誕生。而在工業化浪潮席捲全球以後,類似「三明治人」這樣的廣告方法(巧合的是,這兩件事情都可以說是以倫敦為發源地),也跟著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包括20世紀的臺灣。[4]

在黃春明創作這篇小說的1960年代末,臺灣的經濟正要步入高速成長時期,國民所得穩定提升,老百姓有了更強的消費能力,商業廣告的需求也就跟著出現了。大致是在這樣的時代脈絡底下,小說裡的坤樹選擇向鎮上一家新開的戲院毛遂自薦,做他們的「三明治人」。不過,這個提案卻使他遍嘗苦楚,小說作者仔細鋪敘了坤樹在這份「枯燥和可笑」的工作當中所遭受的身心創傷,也使我們不禁要問:工作究竟是使一個人的生命變得更好,或者是把他變得更加糟糕呢?

至少在坤樹的例子裡面,這「不是人幹的」職業,使他失去了在別人面前的尊嚴,也失去了對未來的想望。當然,總還是有一些「好工作」,是令普遍的人們感到體面、榮譽並且能夠保障生活的。比如在小說當中,那些從「工業地區走出來的人」,就令坤樹感到無比欽羨,只是他總是被拒絕在門外,只能孤獨地困守在社會邊緣。

實際上,與坤樹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臺灣人,求職的環境確實變得更好了。那是1960年代,出口導向政策的影響,使得整座島嶼的工業生產能力逐漸壯大起來。「加工出口區」一個接著一個出現,城市裡頭也蓋起了更多的工廠,吸引了鄉村人口前來尋找就業機會。

之後,隨著經濟發達與產業轉型,更多前所未見的職業,開始逐一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當中。比如1970年代初期,汽車業務、室內設計、工程顧問……這些今天聽起來並不稀奇的工作,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都還是所謂的「新興行業」。[5]再過十年,公關公司、徵信社、大樓清潔、文件快遞……等等,又陸續成為新的工作選擇。[6]

但無論如何,所有這些職涯發展的機會,都並非小說裡的坤樹所能企及。當個「三明治人」,已是他所能設想到最好的一條出路。儘管坤樹對於自己不被接納的理由「無論如何也想不通」,但閱讀故事的讀者全都明白:這個出身寒微、目不識丁的底層勞動者,其實就是一個被主流社會排拒在外的邊緣人。人們看待他的目光很少顯露出同情,有的人甚至像小說裡的鄉公所職員一樣,直白地表露出他們的冷漠甚至鄙夷。

生存於社會邊緣的那些人們

相對於1960年代,生活在現代臺灣的我們,擁有更平等的教育機會,以及更加多元的職業選擇。今天,打開人力銀行網站,表列在上頭的各種工作,都有可能應許我們一個理想的未來。

然而,我們同時應該看到的是:在2020年的臺灣,仍有許多扛著看板的舉牌人,生存在社會邊緣,忍受著普遍低落的勞動條件。某種程度上,他們或許也像小說裡的坤樹、甚至是一百多年前在倫敦街頭討生活的那些「三明治人」一樣,面對著難以突圍的困境。

工作真的會使一個人的生命變得更好嗎?我們或許都會有自己的選擇與答案。但在作答之前,或許我們應該先看向那些並不擁有那麼多選項的人們,並且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思考我們原先的答案。

同場加映:學霸陪你讀《兒子的大玩偶》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1] 關於臺灣的低薪,最近的一種研究報告,參見陳裴紋,《台灣薪資成長低緩問題及因應對策》,臺北: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2018。關於臺灣的過勞,最近的一種報導,參見〈台灣年總工時2028小時 39個主要國家中排第4〉,中央通訊社網站,2020年9月30日,網址: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9300225.aspx。

[2] 關於舉牌工在勞動市場當中的遭受剝削,參見王立柔,〈一個人的十字路口:舉牌人朝不保夕的勞動真相〉,報導者網站,2015年12月15日,網址:https://www.twreporter.org/a/2015-brand-life;美友房屋,〈舉牌,舉什麼牌?──談舉牌社群勞動異化與潛在抵抗性〉,獨立評論@天下網站,2019年4月23日,網址: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7980。類似這般的臥底式調查報導還有許多,舉牌工的處境艱難亦因此而普遍為人所知,不過長期以來這一族群(所謂非典型勞動者)的境遇,恐怕仍沒有得到多少改善。直到今天(2020年),舉牌工作的標準日薪仍是八百,換算為時薪僅僅只有一百元,遠低於這十年來透過多次修法而不斷提升的法定每小時基本工資。而據說日薪八百已是相對優厚的待遇,在房市冷淡的時候,由於建商砍價,中層的人力仲介或派報社也跟著壓低舉牌工的薪資,有些舉牌工的日薪甚至只能領到四百元。參見林立青,《做工的人》(臺北:寶瓶文化,2017),頁264-266。

[3] 不過,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廣告物的一部份,注定只能是一種意義貧乏的工作嗎?現代美國其實也存在一種human directional,其工作性質與臺灣的舉牌人十分相像,都是站在重要的交通據點上為路人指引廣告標的(通常也是房地產)的所在方向。有趣的是,這類工作的其中一些僱主鼓勵受雇者發展出一種名為sign spinning的表演能力,為這份原本單純的舉牌工作增添了技術性與趣味性。最近幾年,雇主甚至會舉辦大型比賽,企圖使sign spinning成為一種能夠帶來榮譽感的技藝。參見Perry Stein, “Inside the world of competitive sign spinning,” The Washington Post, 13 Apr. 2017, UR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magazine/inside-the-world-of-competitive-sign-spinning/2017/04/11/ff1070d6-0443-11e7-b1e9-a05d3c21f7cf_story.html.

[4] 實際上,大正時代的日本街頭已能見到「サンドイッチマン」。同一時期商品消費市場逐漸蓬勃發展的臺灣,很可能也已經有「三明治人」的出現。

[5] 參見〈新興行業 顧問工程師〉,《經濟日報》,1970年12月26日,第6版;〈室內設計這一行 怎樣做才有前途〉,《經濟日報》,1972年3月18日,第9版;〈汽車買賣市場 是個新興行業〉,《經濟日報》,1972年3月21日,第9版;

[6] 參見〈新興行業──公共關係顧問公司〉,《經濟日報》,1982年6月19日,第12版;〈徵信社 別人離婚,他插手〉,《聯合報》,1981年11月25日,第12版;〈周五台北見.介紹新興行業 六十分鐘.播出穿的新形象〉,《民生報》,1980年10月24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