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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狗、打貓、得其黎……反映清代至日本統治初期社會實情的臺灣地名──《臺灣地名辭書》
伊能嘉矩著,吳密察譯,《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大家出版, 2021。
作者:吳密察(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一、《臺灣地名辭書》的緣起與架構

1895 年,也就是日本領有臺灣的第一年,在該年年底來到臺灣的伊能嘉矩,滯臺大約 12 年之後,於 1908 年初離開臺灣,回到日本故鄉岩手縣遠野。該年 5 月,他接到來自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坪井正五郎(伊能嘉矩在人類學方面的啟蒙老師)的一封信:

最近遇到吉田東伍氏,談到他的《地名辭書》,內地之部雖已完結,但琉球、臺灣、北海道等則還未出版,富山房雖有意想要整體地出版齊全,但難以找到適當的編著者。關於臺灣的部分,想要請問伊能氏您是否願意接受請託。這雖是一項相當辛苦的工作,但除了您之外畢竟難以找到更適合的人選,因此我推薦您來擔任此事。富山房應該會直接向您聯絡拜託,如蒙您承諾將會是有益於世的事。特此致信。就這樣,伊能嘉矩在坪井正五郎的推薦之下,為吉田東伍所主持、富山房出版的《大日本地名辭書》撰寫了《續編》的臺灣部分,與北海道、琉球部分合併為一卷,於1909 年2 月出版(北海道部分由藤本慶祐執筆,琉球部分由東恩納寬惇執筆)。

如上所述,伊能嘉矩在 1908 年 5 月應邀撰寫這部《臺灣地名辭書》,此書隨即在 1909 年 2 月便已出版,總計從接受這項撰述任務到全書完稿出版,只不過費了 9 個月的時日。這不免讓人訝異,伊能嘉矩寫作速度之快!

對於伊能嘉矩可以如此快速地完成這部著作,或許可以解讀其原因是:第一,伊能嘉矩在此之前,已經有極為豐富的相關知識與資料累積,所以可以一鼓作氣地迅速撰就此書;第二,伊能嘉矩獲得中央知識界的肯定,受邀參與此項重要出版計畫,因而頗受鼓舞、意氣風發地積極撰述。但能夠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完成如此部帙不小,而且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著作,不能不令人佩服伊能嘉矩對於相關知識的累積和工作之勤奮。

因為伊能嘉矩的《臺灣地名辭書》是作為吉田東伍《大日本地名辭書》[1]之《續編》而撰作的,因此,以下先對吉田東伍及《大日本地名辭書》稍作說明。

吉田東伍(1864-1918 年),生於新潟地區豪農之家,雖曾進入中學讀書,但不久便退學自修,可謂是個自學有成的「民間學者」。吉田曾任小學教師,對歷史、地理,甚至對考古、人類學也都有興趣,後來專研日本古代史及歷史地理,並獨力編撰完成 7 卷 5,180 頁(據說書稿即達 5 公尺高)之《大日本地名辭書》[2],是日本近代歷史地理學之先驅研究者,也是日本歷史地理學會創設者之一。並自 1901 年起擔任早稻田大學教授。

《大日本地名辭書》是一部以歷史地理為主要內容的地名辭典。結構上包括「汎論」、「索引」、「各說」等 3 部。「汎論」又分為 3 節:汎論一為「地名總說」(包括「地名轉訛論」、「地名文字論」、「地名起因論」、「地名元義論」、「地名界域與性格論」);汎論二為「政治沿革篇(附錄行政區改正論)」;汎論三為「國號篇」。汎論一「地名總說」,分別就地名之原意、起因、轉訛與文字化做總體性的說明。

即使今日來看,這對於地名學研究仍有其意義。「索引」則分別以國郡、五十音、筆劃,製作了 3 種索引。「各說」是辭典的主要部分(達 4,752 頁,約有 4 萬個辭條),將日本全國依照道、國、郡、鄉作階層式的排列,以地名辭條為單位記述各地之歷史沿革與山、川、野、津、潟、寺社、島、谷、滝、城址及主要村落之起源、耕地(田畝數)等,可以說是以地名辭條為經,以時間順序為緯的一部日本歷史。

《臺灣地名辭書》基本上沿襲《大日本地名辭書》之撰述體例,也分成「汎論」、「索引」、「各說」等 3 部。「汎論」又分為「臺灣地理總說」、「臺灣地名考」、「臺灣政治沿革總說」、「臺灣住民總說」、「土地慣行一斑」5 節。「索引」則因應臺灣之特殊狀況,除了以地名漢字之筆劃製作索引之外,又分別以地名之臺灣本地音與日本音拼音製作了索引。[3]當然,與《大日本地名辭書》相同,「各說」也才是本書的主要部分。「各說」以地名為辭條,匯集該地相關之歷史資料,重建了該地的歷史沿革,也呈現了各地的發展史;如果將全書合併起來看,它也可以說就是一部臺灣史(尤其是「臺灣開發史」)。

《臺灣地名辭書》的地名辭條並不是平面地並列,而是按照府、州縣、堡里鄉澳的階層排列。而且,這種排列還特別凸出了「堡(里、鄉、澳)」這個層級。堡、里、鄉、澳,是州縣以下的區劃,處於官府治理、民間自治的介面地位。

清代官治建制的最下層級是州縣,政府對之有清楚、明確的制度設計和運作規範,因此吾人對於州縣的空間範圍、行政具體運作,都相對地清楚。但對於其下部的堡、里、鄉、澳,則不論就空間範圍或實務運作,則不甚清楚。[4]日本來到臺灣之後,特別重視「堡(里、鄉、澳)」這個向來文獻上較少著墨的層級。在1898 年至 1905 年進行土地調查時,也以堡為重要的基礎單位展開作業,最後並以堡為單位製作了「堡圖」。這應

該具有值得特別注意的意義。我個人認為這應該反映了日本領臺之初,日本殖民政府所認識的臺灣社會之實際狀況,即「堡」在臺灣社會中的重要性。殖民政府初期的地方行政單位,雖然也沿襲清代的府、州縣行政建制,但並不穩定而經常有所調整,反而是在比舊時州縣更小的空間範圍所設置

「辨務署」、「支廳」相對穩定。伊能嘉矩的這部《臺灣地名辭書》採取堡為重點單位的編撰敘述架構,應該也反映了清代以來一直到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的社會實情。

二、《臺灣地名辭書》引用的史料及其限制

伊能嘉矩編纂這部《臺灣地名辭書》所根據的資料,大別有幾類:(1)清代的方志與清帝國官僚的筆記、詩文等著作,(2)日本統治初期,總督府及官員的調查書,(3)伊能自己的田野調查所得。

伊能嘉矩當年所得以利用的地方志,遠少於當今我們所能使用的。今日我們得以使用的清代臺灣相關方志,不少是20 世紀以後才從世界各地的典藏機關(例如,日本的國會圖書館、上海或北京的圖書館)發現的。

從《臺灣地名辭書》裡的引用內容來看,伊能當時所利用的清代方志,主要是高拱乾《臺灣府志》(成書於1690 年代)、《臺灣縣志》(成書於 1710 年代)、《鳳山縣志》(成書於 1710年代)、《諸羅縣志》(成書於 1710年代)、《重修臺灣縣志》(成書於 1750 年代)、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成書於 1760年代)、《澎湖紀略》(成書於 1760 年代)、《續修臺灣縣志》(成書於1800年代)、《彰化縣志》(成書於 1830 年代)、《噶瑪蘭廳志》[5](成書於1830年代)、《淡水廳志》(成書於 1870 年代)、《澎湖廳志》(成書於1890 年代)、《雲林縣採訪冊》(成書於 1890 年代)、《鳳山縣採訪冊》(成書於 1890 年代)等。

清帝國治臺官員等的著作,也多依賴於沈光文《文開文集》〈平臺灣序〉、郁永和《裨海紀遊》、《番境補遺》、《海上事略》(成書於 1690年代)、林謙光《臺灣紀略》(成書於 1690 年代)、黃叔璥《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番俗雜記》、《赤嵌筆談》(成書於1720 年代)、藍鼎元《平臺紀略》(成書於 1720 年代)、《東征集》(成書於 1720 年代)、尹士俍《臺灣志略》(成書於 1730 年代)、朱景英《海東札記》(成書於 1790 年代)、姚瑩《臺北道里記》(成書於 1820年代)、《臺灣十七口設防狀》(成書於 1820 年代)、《東槎紀略》(成書於 1830 年代)、林豪《東瀛紀事》(成書於 1860 年代)、吳子光《一肚皮集》(成書於 1870 年代)。

伊能嘉矩所引用的清代臺灣方志、清帝國官僚的文集與筆記,不但在數量上明顯不如今日,而且其內容也必須稍作說明。1920 年代以後,臺灣總督府曾經有編纂臺灣史料的計畫,因此從臺灣民間與日本內地徵集了一些臺灣相關方志、史料入藏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戰後也持續有這種臺灣方志、涉臺官僚之著作的蒐求徵集工作。

因此目前吾人所得以利用的清代方志、清帝國官僚的文集,當然不是1900 年代編撰《臺灣地名辭書》的伊能嘉矩可以比擬。而且,伊能嘉矩當時所可以利用的清代臺灣地方志、清帝國官僚的文集,也並非都經過刊刻發行流通,不少是以傳抄的方式流傳的。因此,伊能嘉矩所使用的這些地方志、史料也不如現在有相對穩定的標準化文本,甚至還多有遺漏、桀誤之處。即使已經刊刻發行的官修地方志,有時也難以明確判明版本。[6]

西文文獻,伊能嘉矩利用的種類較少,引用最多的應該是 Valentyn 的〈福爾摩沙及荷蘭在此之貿易記事〉,尤其是其中的地圖「Kaart van het Eyland Formosa en de Eylanden van Piscadores」及Imbault-Huart 的《福爾摩沙島的歷史與地誌》(L’i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1893)、Ludwig Riess 的《福爾摩沙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 1897)。

其次,伊能嘉矩在臺灣的十餘年間(1895-1908 年),正是總督府努力想要在臺灣建立統治基礎,而積極進行各種調查的時代。不但總督府與地方行政機關不遺餘力地進行各種調查之外,還有為了進行地理、地籍調查、確立近代土地所有權而進行「土地調查」(1897-1905 年),並設置以調查舊慣、產業為目的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01-1919 年),也有官民有志者所組織的調查研究團體,伊能嘉矩也以不同的形式參與這些調查工作。

因此,這些調查事業的成果或具有調查採訪記錄性質的刊物,都提供伊能嘉矩參考的資源。此外,伊能嘉矩也利用了總督府的出版物,關於港口的記述,多引用《日本水路誌》(1892 年)、《臺灣稅關要覽》(1909 年);對於最新的地方概況,則引用《臺灣統治綜覽》(1908 年);關於地質相關的部分,則多引用目前已經很難尋覓的石井八萬次郎《臺灣島地質圖說明書》、齋藤讓《瑞芳金瓜石礦山視察報告》、井上禧之助《臺灣礦山地質調查報告》、福留喜之助《臺灣油田調查報告》、齋藤讓《澎湖島地質調查報告》等這種專家的調查報告。另外,日本統治初期所編纂之新體裁地方史《桃園廳志》(1906 年)、《新竹廳志》(1907 年)等也是伊能嘉矩的重要參考資料。

最後,則是伊能嘉矩自己的田野調查與他在田野調查中所獲得的資料。《臺灣地名辭書》關於岸裏大社、日月潭一帶之原住民之地名的拼音記述,從不見於他人之著作當中,應該是伊能嘉矩自己調查所得。另外,《臺灣地名辭書》也讓吾人知道伊能嘉矩在田野調查中,至少從臺灣人手上獲得了類似〈埔水化番總理手抄戶口冊〉、黃煉石〈南庄開闢來歷緣由〉、汪金明〈恆春沿革紀略〉這種地方史史料。

三、以音聲存在的地名留下之歷史痕跡

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雖然大幅引用清代的臺灣地方志與清帝國治臺官員的文集、筆記,但卻也相當重視田野採集所得的資訊。一般來說,地方志、官員之文集、筆記所表記的地名多取其「意」,但伊能嘉矩從田野裡所採集的地名則多取其「音」。到底地名的解讀應取其「意」或取其「音」,其實牽涉到很複雜的問題。今試稍作說明。

關於地名的性質及其一般的命名起源,已經有不少著作做過解說。例如,吉田東伍在上述《大日本地名辭書》的「汎論」、伊能嘉矩在此《臺灣地名辭書》「汎論.臺灣地名考」,甚至稍晚成書的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7],即使戰後流通比較廣的洪敏麟《臺灣地名沿革》[8]都已經有概括

性的說明,不再贅述。在此僅就建制性的地名、生活者的地名;地名是否文字化的問題做一些說明。

一般來說,地名可分成建制性的正式地名和生活者的自然地名;也可以分成文字化了的地名與未文字化的地名。

建制性的地名,最常見的就是官府的行政業務中使用的地名。這種地名都用文字書寫表現,標準化程度也最高。例如,雖然「臺」與「台」只是同一個字的繁、簡體寫法,但就清帝國的行政而言,「福建省臺灣府」的「臺」與「浙江省台州府」的「台」,卻是不能互換的。一般來說,設官治理之後的地名就已經成為具有標準意義的建制性地名了。這種地名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也會有標準化的需要,不能也不會率爾更動。

相對於官府的建制性地名,一般生活者自然使用的地名卻未必是、也不見得必須是文字化了的,因此也就不見得是穩定的地名。例如,在被納入清帝國版圖而正式稱為「臺灣」之外,我們這個島「臺灣」其實應該是以其「音」表現的,甚至,可以說,這個以「音」表現的地名在近代之前的民間毋寧是更廣泛通行的(只要考慮當時社會的識字率,便自然可以理解了)。

這個音為「Taiouan」的地名,除了目前大家熟悉的以拼音字母寫成Taiwan 之外,也曾經被寫成 Tayouan、Teijouan 等等;另外,也有人以漢字拼寫其音而寫成「東番」(Tang-huan)、「大灣」(Tāi-oan)、「臺員」(Tâioân)、「臺灣」(Tâi-oan)、甚至「大冤」(Tāi-oan)、「埋冤」(Tâi-oan)等等。因為漢字除了「音」之外,還具有從「形」、「義」加以解讀的可能性,因而容易讓人「望文生義」。「東番」、「大灣」、「大冤」、「大宛」、「埋冤」這些用漢字寫成的名稱,也因而都曾被好事者各自做了相當不同的引申,甚至多有過度解讀者。

然而,以「音」表現的地名,也有被轉訛的可能性。最近我經常需要到嘉義地區去,因此特別注意到嘉義水上鄉的一個村落「十一指厝」,以下就以這個地名來說明,以「音」存在的地名如何被不斷地變動,以及建制性的地名如何暴力地介入、改變生活者的地名。

根據耆老的說法,該村落之名稱來自該村落原有十一口井,因此居民自稱為「十一井厝」(Chap-it-chénn-chhuh),但日本時代卻被日本政府書寫成發音類似的「十一指厝」(Chap-it-chí-chhuh),後來又被稱為發音類似的「查某厝」(Cha-bóu-chu)。雖然從漢字的字義來理解,「十一井厝」、「十一指厝」、「查某厝」這三個地名很難被認為所指涉的是相同村落;但若從發音來理解,則這三個地名即使一時無法聯想它們是指相同的村落,不過只要一經說明,便不難理解。也就是說,漢字書寫的地名,經常被其字義所牽引,而發生意義上的「質變」;以音聲存在的生活者之地名,雖也有可能變化,但可能仍保存著原有的痕跡。不過,戰後政府給了這個自然村「十一井厝」(「十一指厝」、「查某厝」)一個行政村(建制性)的名字「龍德村」,這就差異很大了!

就像上述「臺灣」、「十一井厝」的例子,生活者的地名既然一般是以音聲為表達,當它被文字化時,結果就會可能出現各種寫法。這種同音異字的情況,對於以文字為思考的人來說,或許會有理解上的障礙(如果又是外地人,可能就更甚了)。例如,1949 年以後來自浙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臺大歷史系方豪教授,就為了歷史文獻中的「江頭」、「干脰」、「干荳」、「肩荳」、「墘竇」、「甘答兒」、「關渡門」、「甘答門」、「干豆門」到底是何處的地名,而大費周章地特別寫了一篇考證文章,來證明即使這些地名漢字如此地不同,但它們所指的都是現在的淡水地方之「關渡」。

其實,對於可以使用臺灣話的人來說,只要將上述這些不同漢字所寫的地名用聲音念出來,就不難知道它們指的應該是同一個地方。

臺灣的地名類似「關渡」這樣的例子不少。例如,現在屏東的「滿州」, 清代就曾經被寫成「文蟀」(Bûn-sut)、「蚊蟀」(Báng-sut)、「文率」(Bûn-sut)等漢字,到了日本時代則改成日語大概同音的「滿州」(Manshiu)。

這種用日本的漢字(或許也正是日本內地之地名)的音來標記臺灣地名,而達到保留音聲卻改變了地名之文字表現的例子,最有名的可能是用「萬華」(Manka)取代「艋舺」(Báng-kah)、用「高雄」(Takao)取代「打狗」(Tá-káo)了。以「名間」(日語發音Nama)取代臺灣原來之「Làm-á」(湳仔,沼澤溼地之意),也是這樣的事例。另外,花蓮的「立霧(日語發音Tachikiri)」,或許很少人注意到它原來是清代的「得其黎」、「擢基利」、荷蘭時代的「Takijlis」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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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化了的地名,雖然相對地穩定,卻也可能依著文字特有的邏輯而被錯誤解讀詮釋,或朝向另外的方向轉變。例如,臺灣很多地名原來有「bâ」之音,這樣的音最初可能被記為漢字的「猫」(一說就是果子貍),但卻因有人以為這個「猫」是「貓」之簡體字,而改「猫」為「貓」,於是漢字的地名表記也就改變了。時間一久,地名之音也從「bâ」轉為「niau」了。

嘉義「打猫」(荷蘭文獻作「Davoha」)應近其地名當初之音,有些清代漢文文獻作「打猫」(Tá-bâ)也未大謬,但卻也有一些寫成「打貓」(Tá-niau)了。這個「打貓」(Tá-niau),在日本政府將它改寫成「民雄」(Tami-o),大致還是保留了音聲。不過現在因為直接用「國語」來說「民雄」,於是就變成 Min-shiong 了。所以,嘉義「民雄」這個地名幾百年來的演變史就成了:

 荷蘭時代清代日本時代戰後
表記Davoha打猫打貓民雄民雄
讀音1DavohaTá-bâTá-niauTami-oMin-shiong
讀音2Min-hiongMin-hiong

四、再談外部者命名地名的暴力問題

地名除了有上述的特性之外,還必須注意它所表示的是絕對性的指涉或者是相對性的指涉。在日常生活中,以下的例子應該並不陌生。

例如,如果在臺北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可能是「臺南人」;如果在臺南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可能是「北門人」;如果在北門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就會是更小的地名了。也就是說,這種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問答者相互之間的立場,這種立場取決於敘述脈絡。

另一種案例,則可以說是取決於選取的參照項之不同。例如,A村落的東方一帶,可能被 A 村落的人稱為「東勢角」,但東方B村落的人可能稱之為「西邊園」。像「東勢角」、「西邊園」這種地名的「東」、「西」,當然是基於一個具體的參照點而來的。因為彼此所選取的參照不同,即使是相同的地點,也就因而有不同的稱呼(地名)了。一如有人打趣地說:「(雲林)北港在南,(臺北)南港在北。」「南港」、「北港」這兩個地名,並不是共用一個參照點,因此,自然不能直接比較了。

最後,還是要再回來談外部者的暴力問題。舉世皆然地,移殖者自然地會將原鄉的地名帶到移殖地。16 世紀以後從中國東南的福建、廣東地區移殖臺灣的人,當然也將移出地的福建、廣東地名帶來臺灣。這種地名在臺灣俯拾皆是。例如,東石、潮州、同安寮、晉江厝等等。

不過,也有一些地名明顯是來自意識型態的刻意安排和改簒、解讀。例如,1949 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就以中國各地的地名來命名臺北市的街路,幾乎在臺北市的市區空間範圍內「重建」了一個「秋海棠中國」;在原住民地區設置行政區時,則分別命名為「仁愛」、「信義」、「和平」等。至於對於地名的意識型態解讀,則可以舉san-na-sai、síam-sai 這兩個地名為例。

不少臺灣東北部的平埔人自謂祖先來自 san-na-sai,而 síam-sai 則是雲林縣的一個村落名稱,可是在強調「兩岸之間血濃於水」的意識型態操作之下,san-na-sai 就被非常刻意地解讀為中國的「山西」,síam-sai 則被解讀為「陝西」,於是「大家都來自中原地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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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以「地名」為主題的「辭典式」臺灣史書 也是一部「空間」向度的臺灣開發史 回到日本遠野的伊能嘉矩,於 1908 年 5 月獲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坪井正五郎教授推薦,負責撰寫吉田東伍博士主持的《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篇》臺灣篇。他以其歷年蒐集的龐大史料及累積的豐富知識為基礎,於 1909 年 2 月編寫完成此部以地名為主題的臺灣史書。本書為首度中譯出版,書名為求簡潔,即直接定名為《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 本書蒐羅近 600 個臺灣地名辭條,在每一地名辭條條目下,匯集該地相關的史料,重建該地的歷史沿革,每一辭條即為臺灣各地的發展簡史;若將全書合而觀之,也就是一部臺灣史,特別是一部以「空間」為向度的臺灣開發史。

[1]《大日本地名辭書》原係吉田東伍編著《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篇北海道.琉球.臺灣》(東京:富山房,1909 年)中由伊能嘉矩執筆的臺灣部分。近年本地書店將此伊能嘉矩執筆之臺灣部分復刻單獨發行,題名為《臺灣舊地名辭書》。

[2]《大日本地名辭書》最初以小冊子形式出版,但以後經過多次復刻出版,終於形成7 卷本。

[3]本次翻譯出版,因地名之日本讀音對於國內讀者來說已無甚意義,因此直接捨去。

[4]戴炎輝教授曾利用《淡新檔案》,對於這個官府治理與民間自治之間的這個介面層級之制度與運作,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並結集出版為《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年)。

[5]陳淑均編於道光十一至十二年間(1931-32 年),以後又於道光二十年(1840 年)、二十九年(1949 年)續輯,咸豐二年(1852 年)刊行。因此,伊能嘉矩在書中對於該部方志的成書時代有各種不同的記述。

[6]例如,《臺灣府志》就有多種版本。伊能嘉矩所引述的高拱乾於康熙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693-94 年)所編纂的版本,此版本曾於康熙三十五年(1695 年)刊刻發行,但以後又有多次增補、刊刻,甚至十餘年後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周元文仍有增修並刊刻,而且此後也仍有增修、刊刻。因此,伊能嘉矩對於《臺灣府志》的引用在不同處所表述也就不同,甚至有相互矛盾之處。

[7]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1938 年)。

[8]洪敏麟,《臺灣地名沿革》(臺中:臺灣省新聞處,197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