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貪腐、法治不彰、軍紀敗壞──二二八事變是人民忍無可忍的抗爭

二二八事變發生在 1947 年，距國民政府從日本手上接管臺灣不到一年半，大陸國共內戰正酣，國軍敗象初呈，在這種複雜的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原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可以肯定的是，由於當時國民政府官吏貪贓枉法，國軍軍紀敗壞，魚肉人民之事層出不窮，其法治與廉潔程度遠遜日本統治時期，令臺民相當失望。一件單純的緝私事件，演變成血流成河，聞者傷心的二二八事變，此後國民黨在臺灣實行白色恐怖統治長達五十年之久。

事實上，「二二八事變」發生絕非偶然，它是臺民對國府貪腐忍無可忍的抗爭行動。

二二八事件時，劉雨卿受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之命，率領國民革命軍整編第二十一師赴臺平亂。劉在基隆碼頭甫上岸，就大聲喊叫著：

臺灣人不是中國人，殺！殺！

連大力鎮壓臺民的劉雨卿在呈蔣主席《臺北市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指出：

臺胞於光復之初對祖國熱望過高，如日本投降之時所留敵飛機及敵產等，於接收人員未到之前曾自動輪流監護，惟恐日人破壞。而接收人員弊端百出，並聞有將飛機拆毀原料盜賣情事，以此臺胞一般觀感最惡。認為外省人無論官民盡皆貪污舞弊自私自利之徒，極感失望……國內來臺軍人之服裝儀容均不如日軍之莊嚴可畏，甚有污辱貪鄙行為者故對國軍亦缺乏尊敬心。

劉氏的報告只是浮光掠影，點到為止地指出國府官吏貪腐，國軍軍容不整，甚至有污辱貪鄙行為，但卻過於抽象，沒有陳述細節。

高級官員的貪腐醜聞

事實上，1945 年 10 月 25 日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以後，陳儀任行政長官。陳儀性好專制，剛愎自用，用人不明，而且頗為護短，以致為群小包圍，導致吏治腐敗，軍紀敗壞，貪污案件之新聞屢見報端，其中著名者如貿易局勾結商人，獲利一億多元；貿易局長于百溪隱匿變賣接收之日方物資，獲款數千萬元之鉅。

當《民報》揭露于氏貪污五百萬元之醜聞，陳儀旋即派人警告《民報》，不得再揭發隱私。專賣局長任維鈞侵吞七十公斤鴉片，私運香港變賣牟利。當省參議員王添燈在質詢任維均私吞鴉片七十公斤時，任維鈞竟回答說鴉片「聽說是被白蟻吃掉了。」

陳儀主政福建時之舊屬陸桂祥，任臺北縣長時勾結姻親裘區長變賣日方物資，得款一億多元，東窗事發後，陸縣長唆使裘區長放火燒了縣廳及稅捐處，將一切證明文件、原始清冊、帳簿單據等焚毀殆盡，以湮滅證據。

不僅如此，陸縣長在翌日於臺北市召開記者會，發表聲明如下：「如同民間所傳，本縣轄下確有貪污之人，那就是裘區長，他於昨晚畏罪中縱火，並攜公款潛逃於福建或浙江方面，本官正派人追查之中。……」 陸縣長口口聲聲說要追查，其實只是虛應故事，塘塞一下輿論而已。由於陸縣長乃是陳儀之嫡系幹將，故監察委員也奈何他不得，此事自然不了了之。

陳儀的心腹、臺灣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被指為收受、侵吞原日本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的黃金，其女婿李卓芝任臺灣省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時，將幾部當時價值千萬元臺幣的大機器廉值標賣，自己暗中以四十萬元臺幣買下來。

後來改調臺北市專賣分局長時，被繼任總經理查出，拼命向其追索，他迫不得已，只好行賄臺幣五萬元。後任收下寫一報告，連同五萬元賄款送與長官公署，事被葛敬恩知悉，把五萬元賄款批令繳交省金庫（省會計處有帳），報告按下不辦。李卓芝若無其事。後來陳儀查知此事，只罵了李卓芝一頓，仍准其做局長，直等他荷包刮滿後才離開臺灣。

國民政府接收大員這種貪污舞弊，索賄受賄的行徑，其實是國府官員在大陸劫收的翻版，只是臺灣孤懸海外，臺灣人不了解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統治情況，沒有料到國民政府如此腐敗而已。

二二八事變爆發後不久，上海記者唐賢龍在南京出版之《臺灣事變內幕記》一書一針見血地指出：

自從國內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統統都搬到了臺灣。……臺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官光顧臺灣以後，臺灣便彷彿一池澄清的秋水，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得混沌不清。

從《民報》來看，自 1945 年國府接管臺灣至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短短一年多之內，貪污案件的報導就達五十件之多，至於尚未曝光者，則不知繁幾，臺灣人耳聞目睹這種腐敗現象，自然感到痛心疾首，失望之極。《民報》於 1946 年 10 月 26 日的社論〈祖國的懷抱〉即指出：

祖國的政治文化的落後，並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憤的，是貪污舞弊，無廉無恥。

法務人員也貪汙

當時不但高級官僚貪污成風，甚至連檢察官、法院院長都有貪污舞弊的行為，牽親引戚也相當嚴重，如負責接收臺灣高等法院兼臺北法院首席檢察官的蔣慰祖，就因涉嫌貪瀆而去職，臺中法院的五十位職員中，有一半是院長的親戚。隨著司法機關貪污日益嚴重，勢必導致法治崩壞，人民對司法公正喪失信心。當時司法威信之淪喪，可從王育霖的遭遇窺見一斑。

戰前在日本京都法院實習檢察官工作的王育霖，在 1946 年初從廣島搭船回臺灣，任職檢察官。在偵辦新竹市長郭紹宗涉嫌貪污美援奶粉時，攜帶一紙逮捕令到市政府找市長製作筆錄，誰知警察局長是市長的同伙，指使警察將王檢察官團團圍住，搶走王育霖的逮捕令和卷宗。

王育霖趕返檢察處申請補發逮捕令，不料上司反而以遺失逮捕令相責，要追究其責任。他憤怒之餘，只好辭去檢察官之職，到臺北當起一名中學教師。根據其妻陳仙槎回憶，當時王育霖因此事而對中國式的司法感到失望，因為在日本時代，一切只要照法條來就可以了，檢察官的地位亦相當崇高，然而到了戰後，卻是遭受行政干預，困難重重。

國民黨從大陸派兵赴臺鎮壓二二八事件，王育霖就被人害死，與他公正執法、得罪貪官污吏大有關係。二二八事件時任《民報》記者的吳濁流，在《臺灣連翹》中指出：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據稱市長差了警察到臺北，把這位前任檢察官逮捕處決，棄屍淡水河。

根據王育霖之子王克雄撰文憶述：

可見當時政治是何等黑暗，貪官污吏橫行，軍警殺人滅屍，在法治不彰的社會裏，不但平民百姓毫無保障，甚至以為民請命為己任的社會精英也自身難保。

軍紀廢弛的國軍

除了官吏貪污腐敗令臺灣民眾難以忍受之外，國軍軍容不整，軍紀敗壞，魚肉人民也令臺民深惡痛絕。本來，臺灣人久受日本殖民統治，熱切期盼回歸祖國，對國軍來臺深表歡迎。吳濁流在《臺灣連翹》一書中有生動的描述：

然而，臺灣民眾很快就大失所望了。當時奉調接收臺灣的是陳孔達統率之第七十軍，該軍以廣東的二流兵為主，軍容相當不堪，楊逸舟的《二二八民變》如此描述：

駐臺的國軍因為軍紀敗壞，造成嚴重的治安問題與社會動盪。

很多軍人除了偷竊以外，耍賴、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打家劫舍、強姦、殺人，可謂無惡不作。曾任駐臺國軍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在其回憶錄〈臺灣光復初時的軍紀〉上面說：「由於軍隊紀律廢弛，一言以蔽之，姦淫擄掠」、「當時我已經看定了這個地方會出問題」。當時從大陸奉調來臺的七十軍之軍紀廢弛，無法無天，實在令人髮指。

據高維民團長說：

那時候沒有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少數士兵一看屋裏沒人，就跑進去拿東西，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跳進跳出。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

民間將這種流氓成性，如同盜匪旳士兵，稱為「賊仔兵」。這些士兵不但偷取物資、掠奪民財，調戲民女，而且善於欺詐耍賴，巧取豪奪。

從李筱峰《解讀二二八》一書記載了兩個案例：

「有一士兵到商店購物，價格 50 元，卻要求商店老闆開立 100 元收據，老闆不敢不從。約莫一小時後，該物由另外一位士兵帶回商店，表示貨品不好，要退貨，並以 100 元收據為憑，要求老闆退回 100 元現金，老闆凜於淫威，只好屈從。」

「臺南縣麻豆鎮的一家棺木店，有一天，因附近駐軍有一士兵過世，連上派員前來買棺，準備料理善後。棺木買走後，翌日，數名士兵又抬著棺木回來，要求『退貨』。經查悉，原來棺木裝著屍體抬出去出殯後，死者屍體從棺木中被拎出埋葬，空的棺木再抬回來『退貨』。」

當時國軍官兵不但搶劫臺灣人、也搶劫日本人。有時不同派系的軍人恰巧同時掠奪同一戶人家，為了爭奪搶劫目標而互相械鬥。軍人下手的目標，除了民眾以外，不少公共設施，諸如電話線、水道管、消防栓之類，均難逃一劫，連鐵路自動開關和信號也被拆除變賣，直到發生數次嚴重車禍才被發覺。

軍人開槍滋事之事，時有所聞，1946 年 2 月上旬，《民報》上就刊載了不少軍人動輒胡亂開槍的新聞：

2 月 2 日：「左營海軍軍人槍殺當地民眾」「一事未平/又以手槍威脅郭區長」。

2 月 9 日：「我是接收委員，要什麼票？/竟以手槍威脅驗票員」。

2 月 10 日：「高雄國軍一群聚賭於倉庫/因被陳夫人勸止/竟毆打苓雅寮區長陳夫人」。

2 月 12 日：「巡警以手槍威脅商人」。

2 月 16 日：「福州出身警官特務長/穿制服堂堂打劫」。

「日人家宅頻遭其害 /手槍威脅是慣伎」

吳濁流著《無花果》中，憶述自己親眼所見國軍軍官胡亂鳴槍逞威的情況：

由於國軍初抵臺灣之時，臺灣民眾對其熱烈歡迎，視為解放他們的王者之師，後來耳聞目睹，切身感受軍人殺人越貨、魚肉鄉民之種種惡行，國軍在臺灣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當時的省參議員韓石泉於 1956 年發行的〈六十回憶錄〉對此表示：

隨身攜槍之士兵警員特多，因此時肇事端……此實為惹起二二八事件之導火線。

二二八事變後，軍警大肆鎮壓屠殺民眾，更乘機掠奪民財。死者家屬除面對喪親之痛外，還要遭受火葬場或軍警的敲詐勒索，否則無法領回親人的遺體。

受害者家屬陳坤泉先生說：「軍法處槍斃我弟弟，一句話也沒吭，也沒交代為什麼槍決，也沒通知我們。領屍體，還得給他們錢。火葬場給我們索價八百元。民國四十二年的八百元，很大的數目。」受害者家屬李水蓮女士說：「槍殺後才通知我們。更過分的是，前一天早上槍殺，第二天才通知家屬去領，而且還要每個人繳五百元才能拿回來，實在太可惡！公務員一個月才賺九十元，竟要我們拿五百元出來！」

從這些受害者家屬的控訴可以看出，當時國民政府軍警是何等貪婪殘暴，為了詐財，連死人都不放過。這些軍警為何膽敢如此故作非為呢？因為上樑不正下樑歪。

二二八事變時，總參謀長柯遠芬拘禁多名臺灣士紳，其家族往往要向柯氏大量行賄，方能讓家屬獲釋。板橋林家中，林宗賢與林衡道等人皆曾被柯遠芬拘捕。當時閩臺監察使楊亮功就指控柯氏「違法殺人作惡」。

楊氏揭發說：「有林家花園主人林某（按：即林宗賢），柯說他曾參加暴動，命其寫悔過書即可無事。等待林某悔過書寫成，柯即據其悔過書加以勒索鉅款。當時我已回到南京，接獲臺北辦事處主任鮑良傅報告，當即電陳公洽（按：即陳儀）查詢，陳覆電已命將此案移交新成立省政府處理，柯氏之敲詐，遂未得逞。此不過是柯氏作惡之一例。」

此外，劉闊才在 1947 年 4 月 2 日被捕，4 月 29 日獲釋。劉氏的家人為保其性命，付出「保命錢」五百萬臺幣，四百萬用來贖劉闊才，另外一百萬臺幣則用來贖另外四人，而四百萬臺幣中，有一百五十萬獻給柯遠芬。

當時情治人員曾調查此案，惟全案呈報到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後，林氏卻包庇柯遠芬，柯氏遂平安無事。可見國民政府官官相護，腐敗透頂。

這樣腐敗的政府，人民起來反抗不是理所當然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