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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熱切歡迎祖國,卻反被舉家殺害──國大代表張七郎之死(下)
前文:他熱切歡迎祖國,卻反被舉家殺害──國大代表張七郎之死(上)

遺孀與縣長

張家三人被殺後的隔月,張七郎的妻子詹金枝還在四處奔波,想方設法救出她仍繫獄的三子張依仁。除了透過丈夫在省參議會的同僚聯名向中央伸冤,更搭火車繞過大半個臺灣,前往島嶼的另一側,希望請與丈夫在日治時期的同志好友林獻堂出面,向官方討人。

然而卻無功而返,這位臺人的意見領袖只是無奈地要詹金枝死了這條心,委婉地暗示:「先生娘,沒有用啦,你說什麼都是沒用的。」

心中積鬱,一口氣始終難獲紓解的她,又一鼓作氣寫了幾封訴冤狀,直向政府高層申訴,希望討回公道。在 6 月狀告高等法院未果後,她轉而將陳情書上呈國防部長白崇禧,甚至警備司令部最高指揮彭孟緝、副司令鈕先銘──

冤婦孜孜哀訴者,實有不白奇冤,故不避斧鉞,伏啟垂憐。孤兒寡婦孤苦伶仃,國家養育人才不易。高懸秦鏡,代為伸冤雪恨,則在九泉之亡夫父子,感德無涯;孤兒寡婦,更感大德無涯矣。臨狀不勝悲切,惶恐之至。

除了哭訴自己的悲苦與不幸,她更在一封訴冤狀中,直指事件的元凶即是登門擄人的鳳林警察所長陳清炎、下令的花蓮縣警局局長王啟豐,以及花蓮縣最高行政長官張文成。

在警備司令部收到詹金枝的陳情之後,隨即發函花蓮縣政府,要求查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警備總部在這份電文裡,轉引了來自東部綏靖司令部的報告:

以該張七郎、張果仁、張宗仁父子,於四月四日在其私宅召開秘密會議,組織暗殺團體、勾引匿居霧社之日軍,策動叛亂反抗政府。政府經派隊馳往偵緝,聞風圖逃,拒捕擊斃。檢同張果仁身傍搜獲隻手槍一支、子彈四發、軍刀一把。

但張文成對於這番叛亂描述並沒有太大的反應,彷彿一切了然於心、早有徵兆;至於讓他出面大動作澄清的,反而是詹金枝筆下那些關於他構陷逮人的繪聲繪影「證據」,以及他與張七郎不合的傳言。

為了自清,他洋洋灑灑寫了四大面公文紙,一條一條反駁來自張氏遺孀的指控──詳盡而小心翼翼地回覆關於預算審核、鳳林初中人選、縣長改選的質疑。

身為中央派來接收花蓮的負責人,他自忖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為這座東部的港市建設也付出了不少心力,然而似乎卻只被鄉親當成一個汲汲營營而機關算盡的小人。他坐在辦公室裡嘆了一大口氣,不斷想著究竟是哪一個步驟走錯了……他一不小心就在藤椅上打起呼來,眼鏡滑落他圓渾的臉龐。

仁壽醫院精神

沒多久,這一切事件彷彿成了過眼雲煙,地方不再有人提起。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後來因敗仗而撤退來臺灣的蔣介石政府,明示暗示地禁止人民記得。當年通過的憲法,隨著中華民國政府的失勢而被凍結,取而代之的是《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戒嚴令》雷厲風行地頒布,一切似乎從來沒有好轉的跡象……

延伸閱讀:「反共」,一個讓蔣氏父子合理化造神與獨裁統治的名詞

張七郎逝世將近 10 年之後,當年的衛生局員劉邦生在累積了許多實務診療經驗後,獲得了醫師證照,從醫院助手轉為鳳林衛生所主任。在地方稍有聲望了的他,此時卻開始計畫退休,藉由成立小鎮診所謀得更多收入。他在心中一次又一次地盤算著,如何讓嗷嗷待哺的幼兒與繁多的家口過上點好日子。

下定決心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即是登門造訪已搬到山腳下的張家,懇求詹金枝出借「仁壽醫院」的牌匾。對他來說,開業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延續七郎仙對地方的照顧與恩澤。

張七郎的仁壽醫院看診間(Source: 張玉蟬提供,徐祥弼翻攝)

在張七郎被殺後,儘管地方法院承諾詹金枝的「醫生牌照不取消」,她仍可以助產士資格繼續執業;不過丈夫與兒子們的過世,對她造成了極大衝擊,再也沒有心情接生新生兒,也難以再次踏入那個充滿回憶的場合。事件之後,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割草耕種、水果的熟成等農忙生活;仁壽醫院在原先願意幫忙照應的親戚離開後,荒廢了好一段時間。

但對於劉邦生這項貿然的請求,詹金枝儘管訝異但卻也不反對。劉邦生於是成為了「仁壽醫院」的新主人,承租原本醫院隔壁的樓房做為新院址。孰知才剛開業,卻收到了支援八二三炮戰前線的召集令。早已過了兵役年齡,又是一家生計來源的他,對這份派令滿是不滿與掙扎,但還是只能認命聽令,不多加揣測這與受難者張七郎間滿是關聯的巧合。

後來在砲火中倖存下來的他,卻又面臨考試院警告要取消執照的威脅。為了養家,為了傳承七郎仙的精神,他只能咬牙撐下。儘管對他來說,唯有低調才是保全自己的唯一明智選擇,但他還是試圖以身犯險,獨自一人承擔恐懼與反抗的後果,更嚴厲地命令孩子不准談論當年的二二八事件──只為把張七郎的仁壽醫院精神延續下去。

一如為了躲避二戰空襲,而舉家遷至滿洲國的張宗仁,以及因二二八事件而逃亡淡水的張依仁選擇沿用他們父親命名的「仁壽醫院」開業。劉邦生同樣也試著延續這份溫情,不願讓張七郎以「仁為己任」、努力謀求人們最大幸福的這個目標,輕易地消逝、妥協於荒謬的時局。伴隨他們踽踽前行的,是對仁壽醫院難以斷絕的相思,以及對這個荒蕪世界的愛。

這使得「仁壽醫院」這四個字,遠遠超出醫院招牌的意義,而成了仁心仁術的具體展現。一次又一次溫柔地撫慰著地方居民,彷彿前方的燭照,引領時人穿越炎涼的世態。

幕後黑手?

有別於地方人士及劉邦生對張七郎的敬意,潛伏在地方的特務眼中的這位國大代表,卻有著一幅鬼影幢幢的陰謀家面容,儼然欺壓百姓的地方惡霸。他們認為,張氏之所以能在花蓮稱霸一方,正是因為「於前日本時代,倚靠日人勢力,魚肉平民」;而他那幾位曾在東北涉嫌共黨組織的兒子,更是地方的頭號危險人物。

如此一個面目可憎的人,在二二八事件後一方面向縣長自稱因病蟄居在家,另一方面卻在陳儀為了安撫動盪的民心,而允諾各地處委會自行重選縣長時,派出自己的心腹暗樁在議會操盤,並攏絡了原本就熟稔的高山代表,最後才得以高達四成的支持率從三名候選人中勝出。

行徑可疑,幾乎可以確定是「一班不肖份子及有野心謀奪政權之政治家」,即便事實上包括張七郎在內的三名候選人,都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動提名、參選,甚至成為縣參議員們選出的新縣長。

至於他的終局遭遇,儘管情報人員認為確實死有餘辜,但同時也表示張七郎因為自己始終未曾參與的事件而被密裁,似乎不太公平,「實為可惜」。無法得知這些情報、謠言的來源,不過這些同屬國民黨陣營的情報人員,與縣長張文成對張七郎的印象顯然大相逕庭,反而與東部綏靖司令部、鳳林警察所高度重疊。

看起來似乎有一群掌握許多情資、暗中「走漏風聲」的人士,並不如縣長般寬容地看待地方菁英。又或者,正是縣長本人,其實沒有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單純?

在一位情報人員的報告中,栩栩如生地描繪了逮捕張七郎的過程,這份詳細的報告似乎掌握了相當關鍵的當事人說法:那天晚上,整編第二十一師獨立團第五連的連長董志成在某人的指令或建議下,帶領一大隊持械的軍人,浩浩蕩蕩地兵分二路,前往張家與醫院擄人。

在這份加密的電文的最後,幾乎明白地寫出了這一切的幕後黑手、下令暗殺國大代表的元凶,即是──

花蓮縣長張文成。

追思禮拜

張家三人於 1948 年 4 月 4 日補辦的告別式(Source: 張玉蟬提供,徐祥弼翻攝)

距離事件發生約莫 40 個年頭過去之後,張依仁才終於成功從國外偷渡回臺灣。漫長的時間裡,他始終無法理解他究竟為何淪落如此遭遇──他只不過當年僥倖從父親與兄弟的槍決令中死裡逃生,以及從隨之而來的情治人員監控與騷擾中潛逃離境。

這使他被列入了黑名單,國籍、國外簽證或是任何屬於他的身分證明,都不被他的國家承認,彷彿存在就直接被一筆抹消。他躲藏在國外的日子裡,當年父親張七郎在獄中被過去親切對待的病患構陷、誣賴的景象,反覆在他夢裡上演。不甘心又痛苦的他,難以裝作沒事地繼續愛他的家鄉,只能在無數個夜裡激憤地喃喃自語:

臺灣人全都是壞人,好人沒幾個。

這次回來,他終於有機會再次見到那些,因為母親要求「不要留在臺灣被國民黨殺掉」而紛紛移居國外的弟弟。他們大半輩子漂泊異鄉,甚至連母親的最後一面都沒能見到。

不過幸好,在他回來後不久,解嚴後接替蔣氏政權的新總統李登輝,便決定為二二八事件致歉,並展開調查。聽到這個消息,張依仁心中才獲得了些許勉強的慰藉。於是,他決定與弟弟、兄嫂等人重啟中斷多年的追思禮拜,邀請眾多的受難者家屬們一起好好地哀思、鄭重地向過去道別,「讓時代的悲劇歸還於歷史」。這也延續他們的母親詹金枝在事件後連辦 12 年的追思禮拜,稍慰他們漫漫而無處發洩的相思、苦悶。

從事件隔年舉辦第一場告別式兼追思禮拜以來,張家生計日益零落冷清,同時身為遺孀及母親的詹金枝,在兒子張依仁獲釋隨即逃往淡水之後,只能一肩擔起整個家庭的重擔,堅毅地喚來小兒、媳婦捲起袖子自食其力,日復一日地農活勞動、掙取家用。無論是日復一日地嚴厲叨唸、囑咐子孫,還是疾聲喝斥闖入農園的軍人,時局不讓她只有軟弱的空間,否則一整個家將在轉眼間分崩離析。

然而,如此嚴厲的母親,卻總趁著罵完孩子外出割草時,高聲唱起宗教詩歌,藉由歌聲掩飾她的號哭。在兒女看不到的場合,讓終日壓抑的情緒、一時之間失去了丈夫與兩個孩子的痛,有個傾瀉的出口……時隔多年,張依仁夥同弟弟與張玉蟬等親人再次舉行的這場追思禮拜,在紀念父親張七郎與無數二二八受難者之餘,也是為了緬懷母親的愛,以及她漫長人生的含辛茹苦。

回響餘聲

2017 年 11 月最末一個週末,當張七郎的媳婦張玉蟬女士一如既往地前往鳳林教會禮拜時,她無意間與劉邦生的兒子劉青松先生重新搭上了線。多年未曾聚首的兩家人,見了面兩相關照問候,也聊到《花蓮鳳林二二八》口述訪談的出版,那些他們孩提時代的事情頓時又清晰了起來。

那個當下,劉青松激動而心懷感恩地告訴張玉蟬,他希望將父親留下來的遺物,那塊對兩家人都十分重要的「仁壽醫院牌匾」,還給張家。

回想起年輕泡在那間診所的日子,那些埋頭細心磨藥的母親、總不怎麼說話而板著臉的父親……這一切都過去了,幼時在診所玩耍的青年已經垂垂白髮,他看著手中父親逝世後以來都被紙層層包覆藏起的這塊牌匾,又再次臆測起父親是如何從詹金枝手中接下這份重擔。

張七郎與劉邦生在地方仁心仁術的軌跡,以及那些不願再次提起的難堪歲月,在歲月流轉之後卻在他們子女晚年時再次相會。劉青松悠悠地總結這一切:

所發生的悲慘的故事,以及親情、友情,所有感恩在裡頭。

高懸鳳林街近百年的這塊招牌,在事發逾半載後,又重新出現在張玉蟬眼前,她卻突然啞然了,那些慈愛與悲憤同時湧上了心頭,她紅著眼眶形容「1947 年的往事,彷彿又重現了眼前……」

張七郎親手題下「仁壽醫院」的蒼勁字跡,一如他的精神,從未消匿於時代的澆薄。總不斷有人願意傳承下來,從自己的兒子、親戚,到友人劉邦生,那些黑暗時光中的微小努力從來未曾斷過,彷彿曠野中的執拗低音,隱約卻又奮力地前行,靠著對於民眾持續而默默的關懷,作為對當局最卑微的反抗。

從參議會議長到制憲國民大會臺灣省代表,張七郎在努力建設地方、改善東部居民生活的同時,一直未曾忘記的是他在 1930 年(昭和 5 年)看病之餘,以毛筆寫下的那厚實的字:「仁為己任」。

然而這樣熱情而美好的人,卻被以「與共黨有關、煽動高山族暴動」的名義誣陷槍決;希望以自己所學來協助建設戰爭之後破敗的社會、整治無以為繼的時代的他,卻在那個時代殞落,被迫留在生命中最燦爛而熾熱的年華。

張七郎的外甥女杜潘芳格,在他逝世 40 餘年後,寫下了一首詩,哀悼她印象中那位溫婉謙恭的姑丈:

三月九日

是 我的生日

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曾是單純喜悅的日子。

可是

花蓮 鳳林 太古巢

親愛的姑丈 並倆位舅舅 被慘殺的二.二八

殺人軍團,惡魔軍團 登陸本土玄關基隆港

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初九

從此

不再慶祝了

請勿再向我說

「生日快樂」。

延伸閱讀:七十餘年前,被遺忘的澎湖二二八事件──《西瀛勝境》
「我們想要怎麼理解二二八?」 這次我們試圖透過各項日常可見的「物件」做為引子,期待能帶領讀者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反思二二八事件期間,各種使用物件的人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 也在一次次梳理二二八事件內涵的同時,理解責任歸屬問題不只是部分人的咎責,而是全面檢討造就這樣威權迫害的各個執行者。 當有一天談起二二八事件所帶來的影響時,我們不再只是聲嘶力竭地訴說悲痛,而透過了解過去、理解現代以及想像未來的步驟,重新建構這段屬於一整個世代的、屬於眾人的歷史記憶。 關於228的故事,未完待續。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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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單位: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指導單位: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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