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過客落地生根── 1940 年代隨國民黨來臺的這些人，如何改變臺北的模樣？

前言：意外的人口湧入

早在日本時代，當時的統治者便針對臺北市做過非常多次的都市計畫，其中 1932 年的都市計畫，當時為了預定在 1960 年代會突破百萬人口的臺北市而預先做出各種具有前瞻性的交通大道系統、綠地公園系統、下水道系統等等全盤規劃。當然這時訂定的計畫，並不能預測幾年後太平洋戰爭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不可逆的歷史事件；也因為這一連串的意外，臺北市早在日本人計畫的好幾年前，就突破了百萬人口大關。只是，此時的人口大增，不是來自都市的繁榮發展自然增加，而是歷史的不幸與戰爭移民。

1948 年，國民黨在中國大陸與共產黨的三大會戰中全面失利，蔣介石宣布下野，同時私底下命令陳誠先一步至臺灣安排中樞撤退至臺灣的各種事宜；至 1949 年，國民黨中央決定撤守臺灣。從 1949 年主力部隊一直到1950年包括舟山群島與大陳島駐軍撤守為止，大約有 120 萬人自中國大陸跟隨中央政府與國軍進入臺灣，而當時全臺灣的總人口大約為 600 萬人；也就是說，臺灣在這短短的一年多之間，突然就要容納將近總人口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外來人口大量湧入，那麼這高達百萬的外來移民究竟要安置在哪裡，就成了戰後臺灣的主要問題。
 

這一百多萬湧入的外省人之中，大約有一半以上為中華民國國軍及其眷屬，這些人並非隨意移動的流民，而是跟隨軍方的駐軍命令移防；而家屬則藉由軍方的安排，就近在部隊駐紮的基地附近安家，或是依附同鄉親友，在軍方劃設的指定區域自行搭築簡易的建材組構臨時性建築供作棲身之所，這些劃設區域與臨時居所就成為後來眷村的前身。

這些自中國大陸撤退來臺的外省人們都分布在哪裡？根據當時的人口調查，大多數的外省人都分布在臺灣的城市區域或是部隊分布密集的場所。舉例來說，基隆港與高雄港是當時絕大多數外省人上岸之處，因此當時這兩個城市都有大量外省人居住。此外，大多具有公職身分、文人學者、專業人士以及跟隨國府的金融界人士、富商、地主階級等等，則集中在中央政府所在的臺北市。而有大量部隊駐防、基地與軍校分布密集的桃園縣、新竹縣北部等等也成為外省人集中之處。另外，軍港所在的左營，空軍基地所在的嘉義、臺南，一樣也有大量的眷村分布。
 

南機場至古亭至永和的人口外溢

臺北市傳統觀念中的「老艋舺」，大約以龍山寺為信仰中心，北面大約以成都路為界，再往北就是日本人居住娛樂區的西門町。南界則是西藏路大排水溝，日本時代挖掘這條排水溝並且將挖掘的土方用來填實地處低漥的西門町，這才讓過去清代西門外人煙罕至的沼澤地一舉變成日本時代臺北市最大的娛樂區。

而越過西藏路大排的南方的廣闊區域，是屬於大加蚋堡的一部分，絕大多數是人口稀少的農業區域。1940 年代隨著太平洋戰爭的快速進展，臺北市區的防衛需求逐漸增加。為了避免市區內唯一的機場——松山機場跑道遭到美軍轟炸而導致空軍反制能力癱瘓，日本人相中了這個廣大平坦的區域，積極整備，將整片的田野鋪平，計畫鋪設第二機場跑道，因此把這個區域稱作「南機場」。
 

由於南機場的地權隸屬日本軍方，戰後由國防部接管，因此這一片廣大的區域，就成為當時國防部準備容納大量軍方眷屬的指定區域。戰後的南機場地區，匯聚了大量的外省籍軍眷家庭在此生活，由於戰後資源匱乏、物力維艱，生活條件克難，軍眷家庭通常只能用撿拾而來的各種弱建材，包含木板、鐵皮、浪板、鐵桶等等搭建臨時性棚戶建築。

這樣的臨時性建築也反映著當時的外省軍民的心態：臨時性過客。這些來臺「暫住」的軍民認為撤退只是一時，短則數年、長則十年，總有一天就會反攻大陸；因此暫時委身於此也只是一時權宜，實不需要太過講究，這樣的不便忍一下就過了。

然而到了 1960 年代中期，反攻大陸遲遲無望，倒是許多外省家庭早就在臺灣落地生根產下了第二代，而當年搭建的臨時性棚戶早已窳陋不堪；加以新店溪時常因颱風、豪雨等原因氾濫，導致沿岸地區棚戶常遭水患苦不堪言。1964 年，國防部決定整治南機場地區窳陋住宅，他們仿效 1962 年成功的「中華商場」經驗，建立了南機場地區第一批鋼筋混凝土住商混合性集合住宅——南機場一期公寓。家家戶戶配備著當時還相當罕見的沖水馬桶，飛天迴轉梯的中央核心則有垃圾集中丟棄通道，種種新穎的現代化集合住宅意象還吸引了當時新加坡與其他亞洲國家官員集體來臺視察。

因此以南機場公寓作為起始，由軍方乃至其後接手的臺北市國宅處開始一期接一期，有計畫地翻新南機場地區廣大的眷村窳陋建築，從簡陋平房改建為高層電梯集合住宅，搭配升格為直轄市的臺北市府推動的「萬大計畫」、「巷清計畫」等，將南機場地區及青年公園周邊地區改建為高層國宅聚集區。
 

這些居住在此的外省第一代後來紛紛開枝散葉，有些家庭在生活轉好後紛紛外移至周邊地區買屋置產，更多家庭則是在子女漸多後換購至周邊區域的房產，更有第二代成家立業後越過新店溪到對岸的臺北縣永和地區居住。因此以南機場地區為中心，延伸到周邊的老古亭、大安，以及越過新店溪的永和，都是大量外省籍家庭分佈的區域。
 
到現在，隸屬中正萬華選區的南機場、老古亭，以及大安區，還有新北市的永和地區，不論政黨如何輪替，這裡始終都是泛藍政黨的鐵票區，尤其是與地方利益切膚相關的地方選舉、市議員選舉時，泛藍政黨在這些選區總是可以獲得較多席位，這跟臺北盆地的族群分布史息息相關。
 

木柵至新店的人口外溢

1950 年代，國民政府中樞在臺北市落腳後，從總統府到五院，乃至各下轄部會，大多數接管日本時代的官廳建築作為行政辦公的地點。然而隨著韓戰爆發與八二三炮戰等戰事威脅，中央部會雖然以臺北市（當時的臺北市僅含市區，不含士林北投南港內湖文山等市郊五區）為基地，但不得不思考一套撤退計畫，以對應共軍若是癱瘓臺北市區時的中央政府戰時應變策略。

因此中央政府相中了當時仍然隸屬臺北縣的木柵鄉，作為政府中樞棄守臺北市區時的指揮作戰區域，將許多重要的中央行政機構乃至國民黨的重要機關安置於此。

這些機關包括了位在溝子口地區，五院之一的「考試院」；也包含了在指南山下復校，過去位於南京的黨校「國立政治大學」。其他還包含了國民黨的智庫學術機構「革命實踐研究院」，以及在西安事變時曾變裝深入險境力主斡旋以保蔣介石安全，深受蔣介石信賴的黨務要人上官業佑創辦的「中國市政專校」（今中國科技大學的前身）、報人成舍我創辦的「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今世新大學）、國民黨情報頭子王昇創辦的「國光藝校」等等。而著名的私立教育機構包括再興中小學、靜心中小學等也都在木柵創設。

這些重要的黨政機關，或是黨國要人創辦的學校一一在木柵落腳，也因此吸引了一大群受到國民黨培植的國家文官、學者、公務員等等聚集在此工作、求學、培育第二代。而學校密度之高，也讓木柵鄉及改制後的文山區被稱為文教區，也因為學校數量多，又吸引了大量教師在此地教書工作，讓文山區成為公務員及教師等中產階級家庭大量聚集的區域。

這些受到黨國資源栽培的中產階級家庭，其第二代則開始向外擴散，所以鄰近的新店地區成為文山區人口外溢的直接獲益區。這些地區的外溢效果，就好像南機場與永和的關係一般。直至今日，同樣不管政黨如何輪替執政，臺北市文山區與其人口外溢的新北市新店區，始終是俗稱鐵板一塊的藍營鐵票區。但是仔細觀察這個區域的藍營鐵票區，其省籍分布是外省本省均等的，跟以外省籍為主的南機場眷村區並不相同。這個區域的藍營鐵票區，更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戒嚴時期黨國體制的庇護、照顧，對國民黨統治時期予以肯定，所以在情感上與意識形態上趨向認同泛藍陣營的政策。

豬屠口至三重埔的人口外溢

然而放眼整個臺北盆地的遷移史，除了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移民豐富了臺北的移民文化之外，來自本島中南部的本省籍城鄉移民，同樣也是臺北城市移民史的重要拼圖。

讓我們先將眼光放在大同區，放眼日本時代最繁華的市街大稻埕就在大同區，連帶著也讓附近的大橋頭地區（臺北橋下）、蓬萊町（寧夏夜市附近）、建成町（今建成圓環周邊地區）等區域同樣熱鬧不已。

然而從大稻埕往北過了大橋頭，卻還沒到大龍峒（今孔廟、保安宮周邊區域）的這個地帶，在日本時代還是沒有甚麼人煙的農田。在今天蘭州街、昌吉街的所在，日本人設立了家畜市場，也就是將城市周邊區域豢養的家畜，在這裡交易、屠宰，以供應整個臺北市的家庭需求；其中家畜屠宰又以豬隻為大宗，因此這個區域從日本時代開始就叫做「豬屠口」。

豬屠口從名字就可以得知是個不受歡迎的鄰避設施，包括家畜屠宰產生的血水、腥臭味、蚊蟲聚集可能造成傳染病，還有宰殺牲畜時發出的叫聲，讓這個區域成為大稻埕等地的有錢人能免則免的迴避區域。到了戰後國府時代，雖然已經廢止了家畜市場，這個區域仍然是臺北市民購屋置產乏人問津的地點。

也因為沒有人願意住在這裡，所以第一批來到這個區域落腳的，是全臺灣最窮最沒有選擇的一群人，他們來自雲林臺西。

雲林可以說是整片西半部平原中最貧困的區域，因為早期土地鹽分太重，土地地利過低、物產貧乏。臺西又是窮中之窮，雖然靠海卻苦無物產，因此臺西人只能大量外移到城市去接沒有人要做的苦力工作，藉此養活家計。

1960 年代，臺灣開始經歷產業轉型，大量鄉村人口移居城市。在豬屠口定居的雲林臺西人越來越多，許多移民北上都是靠投靠親戚、同鄉，因此除了臺西人，豬屠口的雲林人、甚至彰化人也越來越多。豬屠口日漸飽和，於是再度產生人口外溢效應，這次的外溢，直接沿著臺北橋跨過淡水河，便到了對岸的三重埔。

三重埔是一個標準的河川地理名詞。在康熙時期古臺北湖水位開始逐漸消退，因此在大漢溪北岸隨著湖水消退，越來越多的沖積土地浮出水面。對早期定居在新莊海山地區的人來說，他們最先觀察到的新生地位在新莊老街東側，他們稱為「頭前埔」（今捷運頭前站一帶）；後來湖水繼續退，再形成的土地就是「二重埔」（今二重疏洪道一帶），最後才完全露出的土地就是「三重埔」（今三重區）。

因此來自雲林的城鄉移民，隨著豬屠口的人口外溢效果，開始大量移居臺北縣的三重，而三重地區的地貌也開始經歷急速的轉變。原本在日本時代的地圖中，三重是一塊廣泛遍布著長條形的農田耕地少有聚落的河埔地，然而從 1960 年代中期開始，隨著臺灣產業轉型與經濟奇蹟，就好像臺北縣最靠近北市的永和一樣，到了解嚴後的 1990 年代，三重已經累積了大量的人口。所以從 90 年代開始，三重的人口又外溢到了蘆洲與二重工業區。

而相對於本文前半部提到的外省移民外溢導致的藍營鐵票區分布，本省的城鄉移民的擴散路徑，則是從大同區一路外溢到三重區，然後再外溢到蘆洲區與新莊區。因此在各種地方選舉乃至於中央選舉時，三蘆選區與新莊選區總是穩定的綠營鐵票區，與南邊新店溪流域的文山新店中正萬華中永和截然不同。

結語：盆地內無處不可見的外溢現象

本文礙於篇幅的限制，所以只能列舉戰後早期臺北盆地城鄉移民中最顯著的三股外溢路徑：南機場至永和的外溢、木柵至新店的外溢、豬屠口至三重的外溢來做詳細說明。其實放眼整個戰後，盆地內的各種跨河、跨域外溢效應到處可見。

例如從 1980 年代東區至內湖的外溢、1990 年代內湖至東湖、2000 年代東湖至汐止的外溢；或者是 1990 年代民生社區至大直、內湖的外溢、2000 年代汐止發展飽和後至五堵、汐科、百福、七堵的外溢；還有近年基隆市區至暖暖、七堵的外溢。

另外，天母至石牌的外溢、北投至關渡的外溢、關渡至竹圍的外溢；還有蘆洲至五股的外溢、新莊至西盛、樹林的外溢。另一方面萬華至江子翠的外溢、板橋至土城的外溢、土城至三峽、鶯歌的外溢；以及泰山至林口的外溢、林口至龜山的外溢、淡水至八里的外溢、新店至安坑的外溢、木柵至深坑的外溢等等，這些都是近 30 年來臺北市土地大量飽和後開始急速外溢新北市的現象。

這些看起來混雜、無秩序的現象，我們或許只會以雙北市的人口暴增而視之；但如果仔細觀察其中的眾多流向，整理各種統計資料，還是能夠從這些混亂中看出某種細微的秩序與趨勢，或許也能在整理之後，成為未來都市設計規劃人員的參考案例，作為地狹人稠的臺灣在未來勢必成為連續都會帶發展型態國家的規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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