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過去，想像未來
，描繪世界的輪廓
臺北在哪裡？
這個問題問得有點朦朧，精確地說，它有兩層意涵。
第一重意涵，「臺北的空間，指的是哪些地方？」不同的時候，這個城市的範圍是會變化的，像隻變形蟲，基本的狀況是一直變大，但是以現在大都會區的眼光來看，臺北市長能管到的臺北市又太小了，臺北捷運隨便搭一搭就跑到新北，未來甚至到桃園。
第二重意涵，「臺北城市裡面的空間，又是怎樣的結構？」從日本人帶來的都市計畫將三市街怎樣做到真正結合，到國民政府把中國大陸的空間投射到臺北市的街路名上。下面我們就來說說這些故事。
從三市街到臺北市
1920 年以前，不存在臺北市或統一管理「大佳臘堡」幾個成片聚落的市政機構，對於這個大聚落（或者用日本人的術語叫「市街地」），大家只有通稱「臺北三市街」，也就是艋舺、大稻埕、城內。
那麼，怎樣從三市街演進到臺北市？我們都在歷史課本讀過「一府二鹿三艋舺」，艋舺就是臺北市最早的起源（但不是臺北盆地最早的大聚落，至少新莊的發展就比艋舺早）。當艋舺成為臺北盆地最繁榮的街仔後，來自不同祖籍的艋舺人間打了一場很轟動的群架，也就是「頂下郊拚」，使得有一群人逃難越到艋舺沼澤（這沼澤還有故事，詳後）以北，形成了大稻埕。
或許是風水輪流轉，1860 年開港後，洋商乘輪船溯淡水河來採買茶葉，大稻埕與艋舺的興盛就翻轉了。洋人的輪船，當然比臺灣本土的帆船（junk，千萬不要再翻譯為「戎克船」，這個英文字就是來自閩南語的「船」）吃水重多了，艋舺（這名字來自南島語的「獨木舟」，跟現在印尼話發音一樣）那一帶水淺，容不了大船。從清末到日本時代，艋舺在經濟、文化上，都無法與大稻埕相比。
那城內又是怎麼來的？遠因來自清末臺灣北部因茶葉、樟腦產業而興盛，需要一個政治中心（但也不一定要放在現在這個城內呦），近因居然是臺灣尾恆春半島高士佛社生番，砍了幾個琉球人，造成牡丹社事件和臺灣南北分治，北部另設一個「臺北府」。
「臺北」這個詞兒就是這麼來的，說起來從 1875 年算起只有 140 年的歷史，等那個府城蓋好還要再扣十年（先前中國有部很爛的歷史電視劇「康熙帝國」，戲裡康熙皇帝想要打「臺北港」，那肖想早了兩百年）。那麼這第一個叫做「臺北」地名的空間，範圍從大甲溪以北到臺灣頭，還包含宜蘭在內，老實說比現在廣義臺北都會區的範圍也大不了多少，還比對岸北京市的行政區還小，但在當時那片可幾乎全是鄉下地方、只有艋舺和大稻埕兩個比較大的市街，這個府城該放在哪呢？
如果參考中華帝國蓋府城（中級行政中心）城垣的例子，它可以選擇把蓋一圈城牆，把大稻埕或艋舺圍起來，或者蓋更大一點，把大稻埕、艋舺都包進去。但是看官，大稻埕跟艋舺之間當時是一大片沼澤哪，圍哪個起來，似乎都有段會不好施工；兩個一起圍把沼澤包進去，好像又太浪費。怎麼辦？
這時我們的臺灣兵備道道臺劉璈劉大人（臺灣拆成兩府，但最高長官還是臺灣道）就風光出場了，劉大人家學淵源，精通風水勘輿（可惜不會相命，後來被劉銘傳剋死了，這是後話），掐指一算就做了裁決。大稻埕或艋舺兩個市街都不要圍，再往東在一片稻田裡萬丈城牆平地起，蓋這個新城西北通大稻埕，西南接艋舺，然後三市街包住艋舺沼澤，讚啦！
劉璈蓋的這個臺北城不大，基本上是一個長方形（今日忠孝西路、中山南路、中華路，愛國西路包圍的範圍），長方形的中軸線對準草山的最高峰—七星山，大概偏轉了一、二十度，也是極有心思的。可惜劉銘傳就是不愛「前朝」遺物，硬把城內道路蓋成正南北向（馬市長任內把臺北市政府大廳改叫「葆楨廳」、「銘傳廳」，就是不懷念真正蓋臺北城的劉蘭洲啊）。
實際上一直到換日本人統治，城內的人口始終不多，還有大片草地，「改隸」時（這個日本人的政治術語，相當於國民黨的「光復」，共產黨的「解放」）大稻埕或艋舺各兩萬多，城內才兩千多。
一直到日本統治的前半段二十五年，「臺北三市街」始終以各是大佳臘堡底下的街庄級單位（相當於後來的大字）獨立存在。從筆者自繪的「1909 年臺北市行政區域圖」（圖1）可以看出，在行政上，臺北廳下轄各支廳與一塊「直轄」，這塊直轄區相當於現在的萬華、大同、中山（僅限基隆河以南）、中正、大安等五區，直轄區底下又分四區，其中大稻埕（往三板橋方向擴張）自成一區，艋舺與城內合組艋舺區。
1920 年，臺灣行政區劃大調整與地名改變，徹底改變了臺灣自明清以來的基層行政劃分，影響所及直到現在。臺灣今日鄉鎮、縣市的格局根源於此，臺北市也是此時成立的（行政層級為州轄市，與郡同級），當時臺灣只設臺北、臺中、臺南三市而已。1920 年的臺北市，相當於今日萬華、大同、中山、中正、大安等五區（圖 2），和 1909 年「臺北廳直轄」區相較，只多出一塊基隆河以北的劍潭、大直一帶，因為這裡是日本統治及神道象徵--臺灣神社的所在地，所以一定要包含在臺北市的行政區域範圍內。
但 1920 年時，臺北市的行政區域，是與都市計畫區域（1922 年設六十四町後，同時也是設町區域）分離的，也就是傳統三市街（和小部分外溢區域，東門外、南門外等）才是都市計畫區域，分設各町、丁目，廣大的三市街以西（也就是今日中山區、大安區）都是大片鄉間、草地，只劃分為十個「大字」（上一版《臺北市志》刻意要拿掉日本術語，把「大字」寫作「部落」，我不知道這有什麼意思）。
一直變大的臺北市
1920 年的臺北市，已經比三市街擴張十幾倍。我們有時會聽長輩講古，以前士林人進市區會說「去臺北」。其實，更早以前住在今天信義計畫區的人進市區，也要說「去臺北」。因為今天的松山區和信義區（即 1920 年的松山庄），是晚至 1938 年才併入臺北市的。
至於將松山庄併入臺北市的原因，與 1932 年臺北市改用都會區（當然當時的都會區比現在小得多）的概念，大幅擴張都市計畫有關（臺北州第五十四號告示）。該次都市計畫的規劃範圍，已把臺北市和松山庄全部包含在內，其後 1936 年啟用的松山機場也蓋在松山庄，作為臺北的玄關，臺北市已經不能不把松山包含在內了。
於是自 1938 年至 1968 年間，臺北市的範圍因併入松山庄，比 1920 年代擴張近半。這階段的臺北市，相當於今日萬華、大同、中山、中正、大安、松山、信義等7區（圖3）。在日本統治時代，州轄臺北市下分六十四町與十九大字（含原松山庄九大字，又 1935 年以後州轄臺北市曾分區，數目最多達九十區，僅作輔助性質）。國府接收後，提升為省轄臺北市（與臺北縣同級），原町與大字重組為十區，即雙園、龍山（以上及城中區西門町組成今萬華區）、建成、延平、大同（以上三區為今大同區）、中山（今中山區）、城中、古亭（城中區扣除西門町與古亭區之半，組成中正區）、大安（加上古亭區之半，組成今大安區）、松山區（分為今松山、信義）等十區。
1967 年，省轄臺北市又提升為院轄臺北市，即直轄市，與臺灣省同級。由於戰後人口激增至百萬，超過原先都市計畫收納人口，升格時就打算擴大臺北市的行政區域，只是方案一時難決。內政部起初擬出五個方案（包含臺北縣市合併），後來行政院與臺北市議會整併總共提出四個擴大方案，其中第一案有廣域市、大都會區的概念，很值得我們現在思考。
- 行政院甲案：三重、板橋、新莊、永和、中和、新店、景美、木柵、內湖、南港、北投、士林、淡水、三芝、石門、金山（圖4）。（如果實施本案，將分割臺北縣剩餘土地，併入鄰近縣市）
- 行政院乙案：景美、木柵、內湖、南港、北投、士林（圖5）。
- 臺北市議會甲案：內湖、北投、士林、淡水（圖6）。
- 臺北市議會乙案：景美、木柵、內湖、北投、士林、淡水、三芝、石門、金山、萬里、汐止之一部分（圖7）。
幾經與臺北縣的折衝，升格次年，臺北市擴充的範圍才確定採用行政院乙案。行政院明令將原本分屬臺北縣的景美鎮、木柵鄉、南港鎮、內湖鄉，與陽明山管理局管轄的士林鎮、北投鎮劃歸臺北市管轄。然而這幾個鄉鎮的併入臺北市也非一路順利，麻煩就卡在陽明山管理局，一拖到 1974 年才解決。
說到這個「陽明山管理局」，年輕一代可能沒有聽過。其實這個縣級單位就是為了保衛蔣中正幾個官邸（山下士林官邸、山上草山行館、中興賓館）的安全所設立，局長由將官派任，形同蔣家另一個侍衛長。老一輩的身分證如果有Y字開頭，就是陽明山管理局核發，比如我們偉大領袖先總統 蔣公，他的身分證字號「Y10000001」，就是天字第一號的意思。
陽明山管理局雖然才轄兩個鎮，但管轄面積比原本的省轄臺北市還大，尤其親近於天子眼皮之下，局長以大內總管自居。劃入臺北市的命令下達後，陽明山管理局並未同時撤銷，局長與臺北市長成天鬥法，搶管轄權。一直鬧到 1974 年，士林、北投兩區才真正由臺北市政府直接管轄（圖8）。
此後臺北市面積就不再擴大，維持兩百七十二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是在 1990 年把十六區調整為現行的十二區，讓每個區的面積、人口較為平均（重劃前松山區還包含現在的信義區，人口多達五十幾萬人，而建成、延平區面積、人口均小）。一直到 2010 年以前，臺北市無論在面積、在人口上，都是臺灣第一大城市，而且較二、三名以下大上甚多。
然而 2010 年的「五都」重劃（2012 年更增添桃園直轄市，增為六都）後，臺灣對「城市」的定義和想像與以往大不相同。
由於 2010 年執政的馬政府自己放棄「三都十五縣」的主張，未將臺北市與臺北縣合併，臺北市空間照舊，反倒把臺北縣改制升格為直轄「新北市」，再度錯失將臺北都會區整合在同一行政單位下的機會，對臺北市城市概念的直接影響有二：
第一，臺北市在臺灣各大都市中人口排到第四（以行政區統計），次於新北市、高雄市、臺中市之後，以面積計，更是遠不能與其他五個直轄市相比。
第二，臺北縣本來也是廣義「臺北」的概念，臺北縣民原本也可自認為「臺北人」，重劃後新北市與臺北徹底分家，臺北的空間概念被固定得更小。這與全世界潮流是發展「廣域市」、「大都會區」治理相較，可說是背道而馳了。
都市計畫與自然發展
「都市計畫」是預先規劃一個城市的道路、土地利用分區及機關、學校、公園等公共設施，有計畫指導城市的發展。當然，絕大多數城市就算不靠都市計畫，也能「自然發展」。
1884 年劉璈蓋臺北城，某種程度來說也是「有計畫的」。但嚴格來說，1895 年以後，近代都市計畫（當時稱「市街改正」）才開始被日本人引進到臺灣，最早實施都市計畫的城市就是臺北和臺中。
當年都市計畫的格局相當小，以臺北（三市街）而言，最早期的都市計畫只限於臺北城內（1900 年臺北縣告示第六十四號，當時都計面積才一點四平方公里），然後才緩步推廣到東門外、南門外。
臺北市都市計畫的第一次大跨越，是 1905 年市街改正（臺北廳第 199 號告示），將都市計畫範圍擴大到整個臺北三市街（與周圍都市外溢區），尤其重要的是規劃填平「艋舺沼澤」，除把一片低利用區改造為寸土寸金的「西門町」（這是概稱，1922 年正式作為行政單位的西門町，比現在概念的「西門町」區域要小得多），更藉這一片新開發區，把城內、艋舺、大稻埕緊密結合在一起。當然，除傳統舊聚落艋舺、大稻埕的臺灣人（本島人）勢力較強外，包含城內（被日本推倒重建）、及都市計畫後新興的西門町、東門外、南門外、大稻埕以東的三板橋等地，日本人的比例就特別高（而當 1945 年日本人撤離臺灣後，就改由外省人填補）。
臺北市都市計畫的第二次大跨越，是前面已經提到的1932年都市計畫，這次都計從三市街的概念，拓展到當時州轄臺北市全境外加松山庄在內，完整的臺北盆地最大一片平原統一規劃（圖9）。這次都市計畫以當時眼光來看，已經是「大都會區」格局的宏大計畫，預定收納人口六十萬人（1930年臺北市人口才二十四萬），設計了松江路與新生南路以西的各主要幹線（敦化南北路除外，這是國府增添的）和公園預定地（公五今臺北小巨蛋，公六國父紀念館、公七大安森林公園），戰後基本沿用，直接影響至少及於 1990 年代的臺北城市發展，影響力之大可以想見。
戰後（尤其是 1949 年）臺北市湧進了大批的外省移民，還有更多本省人往臺北市找機會、求發展。本來臺北市在日本統治末期已逾38萬人，戰後日本人遣返，掉落到33萬人，但1956年人口普查時已達七十三萬人，1966年突破一百萬人，還有數十萬人住在臺北市周圍的三重、板橋、永和等地。
戰後人口失控，遠超過 1932 年預定收納人口六十萬人的規劃。這麼多人要在臺北市住，都市計畫哪來得及做？
於是1949年的外省移民，除了有錢人和軍公教有眷村外，更多的是「難民」，好些只能住在棚戶裡。臺北市大規模的「克難區」，長期存在於公園預定地和城市邊緣，比如被陳水扁拆除蓋十四、十五號公園的那一大片，以前是三板橋日本人墓地（總督明石元二郎本人、總督乃木希典的母親就葬於此），戰後被難民蓋成密密麻麻的違章建築，有如臺版「九龍城」，克難到連墓碑都拿來做建材。
強制拆除後，市府人員很驚訝地發現總督墳墓、神社鳥居竟然都還存在，當地住戶實際上就和眾多墳墓共處了五十年。（至於大安公園、中華商場，那還有很多故事，版面所限我先不多提了）
而與臺北市一河之隔的三重、板橋、永和呢？如果說臺北市還有都市計畫，只是某些地方「被佔用了」，以後還可以調整回來。三重、板橋、永和在戰後爆炸似地人口與產業成長，完全是「自然發展」的，道路就隨自然發展去「自然延伸」，就是沒有格局可言，沒有預留公共設施。永和還曾經是「花園城市」，嗯，完全「回不去了」。
Mini China在臺北
行走在臺北街頭，你應該很容易體認到臺北市的路名、住址就是中國地圖的投射。這些概念已經內化到臺北人的血液裡，當你搭捷運經過「松江南京」，會感覺「松江（省）」跟「南京（市）」很熟悉，如果知道這個地方以前叫「朱厝崙」，不僅感到很陌生，可能還覺得叫這名真土。
你或許會想問。這些中國地名的馬路怎麼來的？全臺灣的城市都這樣嗎？中國的大城市也這樣嗎？
當然，這些中國路名必然基於戰後國府要消除日本文化遺毒，發揚中華文化有關。但並不是「光復」後就用上這批路名，相反地，1946 年 1 月 1 日，「臺北市政府改正街道名稱一覽表」（圖10），主要的馬路名，是恢復被日本改為町目前，清代遺留的傳統路名，理當也很「中華文化」阿。
就怪同年七月臺灣省民政處從上海雇用了鄭定邦技正，他把上海公共租界馬路命名的經驗發揚光大，把中國大陸的空間投射到臺北市的街路名上，造就臺北的 Mini China。
上海公共租界是由英租界和美租界合併組成的，1865 年，公共租界決定馬路命名，不用英國或美國名稱，而用中國地名，以免爭議。南北向的道路用省來命名，東西向道路用城市來命名。在租界核心區域，最初東西向幾條幹道（大馬路至五馬路）都用主要通商口岸命名，依次是南京路、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廣東路（廣州英文為 Canton，實際是以城市命名），南京路以北依序是天津路、寧波路、北京路、香港路、蘇州路。而外灘起的南北向馬路，由東向西依序是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山東路、山西路、直隸路、浙江路與湖北路、福建路、廣西路、雲南路、西藏路（圖11）。
看官，你看出門道了嗎？這門道就是上海的中國地名馬路的位置，跟這些地名的實際空間並不能對應。同理，臺灣幾大都市也有不少中國路名，比如臺中（集中在四期）、高雄（集中在縱貫鐵路、中華二路、民族一路、同盟二路間），也是不能與真實位置對應。而中國的南京、青島等城市也是有許多中國地名馬路，一樣不能與真實位置對應。
那麼，臺北堪稱以中國地名命名馬路之最高境界，扣除一些特例（非中國地名命名，或超越空間概念的幾個以直轄市命名馬路，比如南京、重慶、長安，直轄市有全國性的地位嘛），在臺北也就是 1968 年升格直轄市前的全境，也就是相當於今日萬華、大同、中山、中正、大安、松山、信義等舊七區的範圍，達成了「臺北路名」與「中國地名」的完美對應投射！
比如說，撫遠是中國東北端縣治，撫遠街就必定在臺北舊市區東北角，東北九省的省名（比如前文提到的「松江省」，這個省前後只存在九年，嫩江省跟合江省只存在四年，現在中國大陸居民可能 99％ 不識這些省）、城市名就集中在中山區和松山區。至於西北的路名如庫倫街、哈密街、蘭州街，就發配到大同區。西南的路名如內江街、昆明路、成都路、康定路，就是萬華區專有，而東南的路名如福州路、杭州南北路、永康街，就是中正區東部（舊古亭區）和大安區、信義區專屬了。
甚至還可以隱約看出臺北路名的中軸線，也就是中山南北路與舊中正路（忠孝西路接八德路），中山南北路投射到「京廣鐵路」略偏東一些（國編本時代稱平漢鐵路、粵漢鐵路），舊中正路投射到「隴海鐵路」，正是這兩組軸線劃分了臺北市和中國大陸地名的四個象限。
相形之下，無論是臺中、高雄，或對岸的青島、南京，都只以一小片區域用中國地名命名馬路，只有臺北和上海的中國地名馬路，覆蓋城市主體核心區域的全境。
簡單用一句話總結臺北的 Mini China 現象，就是「上海租界經驗，臺北發揚光大」。偉哉，鄭定邦，遠大的發明。但也只有在當時剛接收的殖民地城市，可以做到徹底捨棄傳統路名和鄉土地名，完全移植套用異地的地名吧！
贅言
這篇短文在此應該終了，請容筆者多說幾句。你如果實地走過省轄臺北市時代七區（艋舺、大稻埕老街區除外）的馬路，可和 1968 年以後併入五區，以及新北及其他「外縣市」相比。不難發現這老七區的騎樓外，還有寬廣的無遮簷人行道，而1968年以後併入新五區，騎樓外只有窄窄的無遮簷人行道，至於「外縣市」（高雄市區除外）部分，騎樓外，通常直接就是馬路了，就算有人行道，騎樓和人行道也都被佔用而不能用。
是的，哪些地方算是「真正的天龍國」，你該看出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