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際關係進行式！荷蘭時期唐人與原住民的交往

在《巴達維亞城日記》中，收錄了荷蘭東印度公司 1624 年來到臺灣的觀察，他們發現大量唐人的戎克船會停靠在「臺灣港」（安平一帶），順著捕魚之便，來臺採購鹿肉、鹿皮等運往中國，據說每年可以交易二十萬張鹿皮，以及數量眾多的鹿肉（脯）、魚乾。
 
其實，在明朝中葉以後，就有大量的閩南漁民來到臺灣捕魚，他們也將臺灣視為中日貿易的中繼點，在此轉手鹿皮到日本，也在此購買所需的鹿肉。而他們交易的對象，就是臺灣的原住民。
 
那麼，當兩種不同的文化接觸時，故事又會如何展開呢？
 

一、看那些帶來食鹽的人：初見面的防衛型社交 

在荷蘭人的眼中，唐人與原住民的互動似乎並不那麼愉快，像是唐人會威脅原住民要斷其毛髮，要求聽話，如果不製作唐人所需的鹿肉、鹿皮，則會停止食鹽的供給。這樣的描述裡，或許參雜了許多荷蘭人的主觀意識描述，但不可否認的是，唐人提供的食鹽，確實是原住民生活中重要的必需品。
 
在《蕭壠城記》中，描述了一段那位受到荷蘭人重視、協調荷蘭軍隊與明朝軍隊在澎湖衝突、也建議荷蘭人轉往臺灣的「唐人甲必丹」李旦在 1623 年與荷蘭人的對話： 從中可見得「食鹽」的奇貨可居，更可以發現到其中製作的關鍵技術，唐人計畫牢牢掌握，避免技術外流，造成豐厚利益的損失。
 
雖然，在過去的記錄中，我們時常看到唐人與原住民不友善的互動關係，像是西元 1550 至 1602 年，曾出現唐人海盜放火搶劫原住民村莊的記錄。但同時，唐人的各個商販或海寇群體之間，也存在著複雜的利益糾葛，因而當海商、海寇與為數眾多的原住民村社之間互動，彼此的關係就更為複雜。像是在部分記錄中，就出現以流言散布避免某些海寇或海商與部分原住民合作的事情。
 
這樣的情況，其實到了荷蘭東印度公司進入部分原住民村社時，也同樣利用散播流言的方式，毀壞了原住民對於其他團體的信任。可以說，當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1624 年來到臺灣之後，更為複雜的交流就在臺灣島展開。
 

二、金髮碧眼人的新制度：荷蘭人加入下的三角習題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來到臺灣後，吸引更多的唐人來臺謀生，隨著大量唐人以臺灣為定居或生活的區域，也帶來更多原鄉的物品與習慣，這些新的物品與習慣，改變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例如，原住民本身雖然會釀造椰子酒與小米酒，但唐人引入了酒精濃度更高的燒酒，成為受歡迎的商品；另外，唐人也引入了菸草與抽菸的習慣；在飲食上，鹽、糖成為原住民喜愛的調味品；器物上，烹煮食物的鐵鍋等器具以及其他更先進的武器，也進入到原住民的社會，同時加強了原住民對唐人的依賴。
 
除了上述物質的影響外，我們還可以從一些活動中，看到荷蘭人的規範下，造成唐人與原住民互動的變化。
 

1.狩獵活動

當唐人與原住民交易鹿皮、鹿肉時，這些商品的來源主要依靠原住民的狩獵活動，因為原住民擁有自己的獵場劃分以及保護行為，這並非外人所能觸及。原住民最初是依靠原始的標槍捕鹿，並且由於傷鹿不深，主要是依靠追捕消耗受捕鹿隻的體力，才能捕到鹿。縱使當時鹿皮、鹿肉已經是跨國貿易的產品，運銷至中國與日本，但捕獵數量並未對梅花鹿的成長造成傷害。
 
荷蘭人在進入臺灣後，荷蘭東印度公司非常渴望插手與控制狩獵梅花鹿的生意。因而，荷蘭人轉而鼓勵唐人捕鹿。在此鼓勵下，新式的捕鹿方式也就被唐人引進——陷阱。透過陷阱捕鹿，相比原住民傳統的狩獵方式，能夠更為快速且省力。
 
然而，當產量提升的同時，荷蘭東印度公司也發現陷阱捕鹿的鹿皮品質要較過往差上許多，鹿皮上血跡斑斑，被日本商人所嫌惡，陷阱捕鹿的鹿皮價格甚至比原住民狩獵捕鹿的鹿皮價格要低上一半，也因此出現了捕鹿陷阱的限制命令。
 
其次，陷阱捕鹿的方式將造成鹿群也大量消失，導致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限制唐人捕獵梅花鹿的規模。在《熱蘭遮城日誌》中是這樣描述他們的擔憂：

中國人在福爾摩沙捕鹿的，仍然以很粗魯的方式繼續捕鹿，用陷阱捕很多有孕的母鹿，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其結果必將使鹿大大地減少，造成公司很大的損害。因此長官閣下今天寫下給牧師，令他於接獲他閣下這封信以後，立刻廢除所有的陷阱（許可），以便使鹿不致如上所述，大量減少下去，反而得以大為繁殖增多起來，使公司得以保住鹿皮的利益，減少挫折，增加希望。

再者，大量的捕鹿陷阱也造成原住民在農業開墾上的困擾，引起多起唐人與原住民的衝突。像是《熱蘭遮城日誌》在 1637 年 1 月 15 日記載中，尤羅伯（Robertus Junius）牧師，也報告虎尾壠社人攻擊唐人的消息：「他們在麻豆的野外襲擊幾個持我們的許可證捕鹿的中國人，打死一個中國人，擄去六個中國人，還很凶暴地打了更多其他人，並奪去我們發給他們捕鹿的許可證。」這樣的例子並不是個案，在同年的 4 月 29 日，虎尾壠人再度在麻豆襲擊捕鹿的唐人。
 
不過，經過荷蘭東印度公司調查之後，發現這之中除了原住民對捕鹿的唐人不滿，其實也包含著居住於虎尾壠的唐人與狩獵的大員唐人之間的衝突。

2.唐人遷出原住民聚落與承包制（贌社）

在荷蘭人的管制下，唐人與原住民交易不像以往自由，1631 年大員商館發布命令，需要有自由貿易許可證才能夠進入原住民村落交易，也隨著 1636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多社原住民締結條約，公司控制的範圍擴大，慢慢將前往原住民土地開墾的唐人也納入管制。
 
另一方面，荷蘭東印度公司懷疑進入原住民村落的唐人會透過流言，煽動原住民攻擊荷蘭人，以保持自身的利益與避免稅賦。因此，從 1635 至 1637 年開始查緝鹿製品的走私貿易。
 
1641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下令，居住於南北村落的唐人，需要納入管制，每個月向尤紐斯牧師領取管理證；巴達維亞的荷蘭當局更命令在臺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於 1642 年 12 月進一步將分佈在麻豆、諸羅山北方和大目降社南方的唐人遷移回赤崁和大員，並且，管制所有前往原住民村社交易的舢舨，都需申請許可證，每一張許可證需每月支付一里爾的費用。
 
直到 1643 年，臺灣荷蘭東印度公司又提議廢除收入微薄的貿易許可證，改為將交易移至城內，並在市鎮內開設商店，達到隔離的效果。1644 年，隔離命令才被修正，改於虎尾壠、諸羅山、哆囉嘓和大武壠等地，容許六至十名唐人在此從事貿易，這個措施也成為村落承包制的前身。
 
村落承包制的實施，讓荷蘭東印度公司更力行於趕走居留於原住民村社的唐人，只是隨著與原住民交易的唐人減少，公平性的問題也浮現出來，獲得獨家承包權的唐商擁有壟斷權力，也容易造成壓低交易價格的情況，引起原住民的不滿。
 
1650 年 4 月，新措施就此誕生，針對贌商鹿製品收購，開放原住民在買賣上自由選擇買家，甚至可以避開贌商，帶到熱蘭遮市鎮出售；而贌商只能在其所授權的村社裡交易，以免搶奪其他贌商的生意。只是，這樣的制度持續調整中，即使到了 1656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進行普查時，仍有原住民抱怨有賤價出售的事情發生。

 

三、如果婚姻又帶了些文化與信仰考量

早在荷治時期之前，唐人與原住民之間就有通婚的例子。荷蘭人來臺之後，隨著基督信仰進入原住民生活之中，通婚也出現了新的改變。進入荷治時期後，唐人未必信奉基督教，因此當被納入基督教生活體系的原住民與唐人的婚姻，生活上應該如何下去則成為問題。
 
像是有一位住在大目降的年長唐人 Tiotouwa，他欲與一名基督教原住民女子結婚，雖然不確定是否在生活上曾經造成什麼困擾，但是 Tiotouwa 最終自願在當地牧師的監督下成為一名基督教徒，而荷蘭東印度公司臺灣議會與教會在 1644 年 9 月 9 日的決議中，同意他能夠繼續與該名原住民婦女生活在一起，並且規定類似情況的唐人與基督信仰原住民婦女成家，唐人都必須要在 1645 年初改信基督教，否則雙方必須分開。
 
這個案例也適用於未來想與基督教原住民女子結婚的唐人身上。但是根據 1655 至 1661 年的熱蘭遮堡洗禮登錄簿，沒有任何一名唐人改宗受洗，這項決議的成效與是否有實際執行，令人感到懷疑。
 
在非大員地區，教會與基督教的力量對於唐人與原住民的婚姻更是無法觸及。在 1645 年就有牧師報告唐人與原住民通婚的狀況：

在北區（除了這一群的幾個海盜以外）還另有兩個海盜頭目滯留在那裡，（雖然他們已遭厄運）在北區仍受敬重，這不但是因為〔跟原住民〕有交易來往的關係，還因為是跟福爾摩沙婦女結婚的關係。

可以看到該名唐人雖被荷蘭人視為非法居留於原住民村落的海盜，但卻受到當地原住民們的尊敬，並且雙方有著貿易與通婚的關係。甚至，有些荷蘭官員更認為唐人與原住民的交往並非全然的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