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這個遠東最危險的所在──海上船難事小，可怕的是漁民來洗劫搶船！

光緒 11 年（1885）初，臺灣外海變成了血腥的獵場。
 
中法戰爭爆發至今一年有餘，孤拔（Amédée Courbet）的法國遠東艦隊仍在中國沿海橫行無阻，這支艦隊是東亞最可怕的海上武裝，他們肆意扣押、砲轟來往的商船，封鎖臺灣與東南沿岸。
 
一時間，兩岸船商人人自危，只能硬著頭皮祈求媽祖保佑，別讓自己成為孤拔的炮下亡魂。
 
惠安人蕭良順也是這些船商的一員，但他大概沒能得到媽祖庇護。
 
2 月 11 日午後，蕭良順乘著自己的船隻「金順美號」在新竹外海航行，卻不幸遇上一艘法國戰艦。雖然這艘戰艦正對著未知的目標開火，無暇顧及金順美號，但驚恐萬分的蕭船長顧不上這麼多，趕緊就近找了個港灣停船，打算暫時在此躲避幾天。
 
蕭船長萬萬沒想到，全船的人都將大難臨頭──原來，臺灣外海的威脅不只有法國船艦的砲擊，還有來自島上漁民的洗劫⋯⋯。
 

搶船──遇難的船隻，是漁民眼中的意外之財

蕭良順找到的藏身地，是個叫紅毛港的港灣，由於此地有珍稀的紅樹林生態，今日的紅毛港已成為新竹縣一大觀光景點。在港中安然度過了一夜後，第二天一早，金順美號的船員在甲板上清點貨品，引來了岸上大批好奇民眾圍觀。但就在此時，數十名凶神惡煞突然自人群中衝上甲板，襲擊了金順美號的船員！
 

這幫惡煞三下五除二，輕鬆制伏船員後，先迅速搜刮了船上的細軟金銀，接著向周圍民眾大喊道：「還愣著幹什麼，快上來搶呀！」搶匪們這麼一喊，使得局面忽然失控──大批鄉民興奮地湧上甲板，船上財貨瞬間就被爭搶殆盡，連水手的私人衣物都不能倖免。騷亂過後，這場猝然的狂歡宴僅僅留下一艘空船，以及甲板上滿地狼藉。
 
蕭良順簡直不敢置信，自己才剛躲過法國人的砲火，坐在船艙裡吃著乾糧算著帳，忽然就被一幫海盜給劫了！悲憤交加的他趕到新竹縣城，寫了份狀子控告這些匪徒，決心為自己討回公道。
 
蕭良順沒想到的是，他不過是無數搶船受害者中的滄海一粟。
 
原來在清代臺灣，搶船本就是層出不窮的治安問題，各地官員早已見怪不怪。蕭良順眼中所謂的「海盜」，其實是紅毛港本地的漁戶。這些漁民平時安分守己、捕魚曬網，但若有外來船隻遇難，不幸漂流到自家門前，他們也不會放過送上門來的大魚。
 
究竟是什麼因素，讓漁民們甘願鋌而走險，打劫難船？「貧窮」二字是最根本的理由。捕魚是個低報酬、高風險的行業，收入十分不穩定，一旦漁季結束或老天不作美，漁民就只好喝西北風度日。像澎湖群島是搶船風俗最盛行的地區，當地生活環境也堪稱艱辛──米糧、布帛、柴火等生活必需品都仰賴外地船運，價格飆漲、物資短缺更是家常便飯。
 
打魚生涯如此困苦，漁民勢必得經營「副業」，被迫成為「斜槓漁民」。兼差務農或做些小生意是常見的選項，但在隔海相望福建、廣東，也有不少漁民會在漁季結束後當起海盜。19 世紀初為禍閩粵的蔡牽、張保仔等海盜勢力中，就有許多人是漁戶出身。相較之下，臺灣的漁民只靠搶船來貼補家用，簡直算得上溫良恭儉讓。
 
不過，這些漁民們多不認為搶船是犯罪行為──對於靠海吃飯的人們，來自海洋的東西本就能隨意打撈，何況遇難船隻上的財貨對他們來說，很可能是吃不上飯時的救命錢。這種想法並非臺灣漁民獨有，不論在日本或英國，理直氣壯的搶船漁民都曾讓官方為之頭疼。
 

為避免民變，連官府都拿漁民沒轍

搶船風俗漫溢滋長，成為遍布全臺灣漁村的惡習，官府自然不會作壁上觀。
 
根據《大清律》，打劫遇難船屬於「乘危搶奪」，是無可置疑的重罪，最少得判杖刑或流放。翻翻過往紀錄，甚至還有「依江洋大盜例」、首犯「斬決梟示，業經監斃，照例戮屍」的判決。不過，既然嚴刑峻法如此，為何臺灣搶船事件竟從來不見減少，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勢？
 
箇中道理很簡單──臺灣的漁民實在太刁了，官府打不過呀。
 
我們不妨以蕭良順的遭遇為例證：在前往衙門告狀之後，這位倒楣船商的處境卻是雪上加霜。先是金順美號被劫匪們鑿沉，作為他膽敢報官的報復。接著外出辦案的鄉勇、差役也遭到漁民們組團圍毆，好不容易抓到的犯人還被劫走。當鄉勇集結人馬準備算帳，搶船漁民竟然還舉村逃逸，硬是把一場圍剿行動打成了游擊戰。
 
局勢至此，這場鬧劇已經把新竹縣弄得天翻地覆，甚至驚動新竹兩大家族之一的林占梅家族[1]出面調解。知縣彭達孫實在束手無策，只好抓了個倒楣路人枷首示眾、交差了事，也相當於公開承認：官府認輸了。
 

蕭良順的損失，則是由林占梅家族與幾個仕紳東挪西喬，好不容易湊出八百銀元的賠償金。不過籌錢過程中還出了件事：蕭良順的父親聽說兒子受困，趕忙開了另一艘船前來接應，孰料於途中遇上風暴，在新竹海山罟擱淺，人雖然平安無恙，船隻卻再次遭到洗劫，損失慘重。
 
⋯⋯誰來給蕭良順寫個慘字。
 
彭知縣的退縮其實情有可原。地方官的首要任務從來就不是公正判案，而是維持地方上的秩序，以及保證朝廷的統治與施政。這不僅是職責所在，也關係到官員未來的考績與仕途。所以官員們決策時往往得精打細算，什麼案子該全力查清、什麼案子該斟酌著辦，他們心中自有一把量尺。
 
像搶船案這種案件，涉案人數往往數十上百，一旦辦案過程出了差錯，如此多的鄉民憤而抗官，就相當於一場小型民變。即使成功拘捕犯人到案，搶船的量刑卻又極重、牽連甚廣，注定會為主事官員添上一筆黑紀錄。所以官員們寧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既能保持地方上的安寧，也讓自己的升遷之路走得更順暢。
 
長此以往，整個臺灣官場便陷入一種死循環：每當搶船案發生，地方官員就把搶劫重案說成刁民陋習，從輕發落，想盡辦法把案件壓在基層不上報。這變相鼓勵了漁民繼續搶船──反正知縣老爺、知府老爺都拿他們沒轍，還有仕紳們負責買單賠償，何樂而不為呢？
 
話說縣老爺們為了壓下案件，願意包庇搶船漁民到甚麼程度？就在蕭良順的案子發生一年後，新竹又一次爆發搶船衝突。這次事件簡直是歷史重演，同樣是貨物被搶、船隻被拆毀、差役被圍毆的三部曲。唯一不同的，是知縣辦案的態度。
 
此時新竹已經換了個新知縣。這位新地方官名叫方祖蔭，在歷史學家評價中，向來是位清廉勤政的難得英才。但如此一位好官，卻在追查搶船案時出奇地態度消極。在辦案過程中，他居然還反過來訓斥被鄉民圍毆、連隨身行李都被劫走的衙門差役：
 
「明明該役等藉端索詐，致被挾恨趕逐，尚不知悔改，尤敢捏情混稟，希圖聳□，殊屬不法。本應提案革究，姑寬批斥。」（這肯定是你們差役索賄不成，還被人家教訓一頓。本官這次就不把你們法辦了，自己回去好好反省。）
 
差役們聽到這番話，一個個都目瞪口呆，不可置信。青天大老爺有您這麼當的？查證都不用就往咱們頭上扣帽子？仔細想想，自己非但被一群刁民白白打了一頓、丟了行李，回來還要被頂頭上司狠狠抹黑，根本是全臺灣混得最慘的公務員。

朝廷中央對這種烏煙瘴氣的情形知之甚詳，但也無可奈何。偶爾有幾個搶船的倒楣蛋會被朝廷殺雞儆猴，但風頭過後，漁民碰上遇難船還是照搶不誤，官員也仍舊從輕發落，未見絲毫進步。

何況到了晚清，清廷已經是尊內外交迫的泥菩薩，一切施政都以維穩優先。若有地方官敢不顧引發民變的風險，對漁民施以嚴刑峻法，那他肯定會被上級修理一頓。
 
比如光緒年間，彰化有位叫鍾鴻逵的知縣。鍾鴻逵在福建任官時就是出了名的雷厲風行、有膽有識，甚至還帶兵打過太平軍，是上司眼中鎮壓匪盜的一張好牌。鍾老爺來到彰化後依舊不改本性，面對漁民搶船拒捕，這位剽悍老兄竟然親自帶兵、抄家焚屋、還重罰周邊村莊五千銀元。一時間，鍾老爺在彰化境內威名赫赫，聞者無不心驚，狠狠地重振了一把官府聲勢。
 
然後他就被炒魷魚了。
 
原來鍾鴻逵的舉措，看在閩浙總督何璟的眼中實在任性妄為──萬一漁民真的被逼反了，自己豈不是也要倒楣？於是何璟寫了封奏摺參上去，直接摘掉鍾鴻逵的烏紗帽。但說來諷刺，鍾鴻逵能被派來彰化縣，正是因為當地「界連內山，民情浮動，為臺灣第一難治之區」、「搶案、命案，幾於無日無之」，需要作風強硬的他來整治整治。這種矛盾態度，大概也是清帝國在內憂外患之中，不得已的兩難。
 

洋商被搶到怕了，反過頭來敲詐清廷

隨著 19 世紀的到來，西洋船隻大舉進入東亞世界，搶船風俗又惹出新的麻煩。
 

臺灣地處海上交通要道，是商船頻繁往來的重要樞紐。然而惡劣的天候與水文地形，卻也使得此處船難頻發，是無數中外船隻的墳場。再加上每次船難後聞風而來的沿海居民──他們可不管遇難的是華船還是洋船，只要能撿便宜的就是好船──種種因素使得臺灣成了西方人眼中「遠東最危險的一站」、澎湖八罩島更被荷蘭人稱作「海盜島」。19 世紀的美國記者達飛聲（James W. Davidson）做過統計，假如你不幸在臺灣發生船難，哪怕最後僥倖生還，你仍然有五分之一的機率被洗劫一空，連條褲子都別想留下。
 

比如 1866 年，有一艘英國籍帆船在臺南國賽港擱淺，當地人不但把船上財貨搜刮殆盡，倖存船員的衣物也被剝個精光。船員們只能渾身赤裸，腳底滿是牡蠣殼割出的傷痕，在烈陽底下走了整整兩天才到府城求救──為了得知府城的方向，他們還被敲詐了一筆「指路費」。
 
但洋商也不是省油的燈，就算當下打不過漁民，還可以找母國在臺灣的領事做靠山嘛。一旦外國領事提出索賠，搶船就會從民間糾紛升級成外交事件，意味著官員們既不能把案子搓掉、也無法強行壓下。
 

因此，遇見這種情況，清朝官府通常有苦自己吞，膝蓋一軟乖乖賠款。也許是看清廷太好欺負，有些西方商人還打起敲詐官府的主意──同治年間，有一位英籍船主指控財物被淡水居民偷走，並向官府求償一千四百銀元，幸好調查證明這是蓄意訛詐。光緒 2 年（1876），西班牙公使藉故商船被搶，居然向清廷獅子大開口，索賠八萬銀元，甚至一度調動軍艦來「以理服人」。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清廷仍被迫給了一萬八千銀元的「養贍哀恤費用」。
 
當時負責賠款事宜的，是福建巡撫丁日昌。這位仁兄事後越想越氣：此事起因固然是西班牙仗勢欺人，但要不是漁民天天搶船，西班牙人也沒機會敲竹槓呀。他下定決心，要好好收拾這群只會添亂的豬隊友。
 
話雖如此，但丁日昌心裡明白，他若想根絕搶船現象，一味來硬的肯定行不通，只能以利誘導。他很快整理出一個方案，核心觀念是：「救難有賞、搶劫必罰」──漁民每救援一名船員，就可獲得十銀元賞金，救援貨物的獎賞另算。為了避免有人趁亂揩油，丁日昌還規定救難工作必須由船主指揮，本地地甲頭人[2]負責管理、監視，從源頭阻斷搶船的動機和可行性。
 
丁巡撫的工作速度很快，新方案在同一年就正式出臺了。這套方案的名字很長，我們且稱其為《遇險章程》。《遇險章程》剛推出便得到各界一致好評，連總理衙門也派人抄了一份，準備在全國沿海地區施行（如前所述，搶船風俗可不是臺灣獨有的弊病。）
 
《遇險章程》的推出，總算在漁民與船主的利益間找到平衡點，為各地海岸帶來了秩序與安寧⋯⋯
 
才怪。
 
一個制度能否推動，取決於有多少人願意遵守、實行。對於發現遇難船的漁民而言，遵守《遇險章程》能提供的報酬，未必抵得上直接搶船帶來的利益。各地官府的推行力道亦參差不齊，甚至本該負責管理眾人的地甲頭人，往往也選擇偏袒同鄉，這就導致搶船糾紛仍時有發生、不曾止息。
 
事實上，即使到了近代化的日治時期，哪怕是在鋪天蓋地、無所不能的警察大人權威下，搶船事件仍然上演，顯見這種風俗的根深柢固。一直要到戰後，搶船風俗似乎才終於隨著時代的腳步，逐漸從人們的記憶中隱去。

[1] 林占梅家族又稱內公館（潛園）林氏，在本地政治、經濟、文學領域上均舉足輕重，可謂菁英中的菁英。
[2] 一般來說，地甲就是我們在歷史課本上讀到的「保甲制度」，以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各設有一保正、甲長。但這套方案裡的地甲，其實是官方後來設立的「沿海地甲、總理」。他們以海岸線為轄區，專門救援船難事故，但也不乏有人因為參與搶船而被告上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