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爆發的盧溝橋事變，為何會演變成中日全面大戰？

從七七的發展看來，一個偶發事件竟一步步演變成中日全面大戰，內中實有錯綜複雜的原因。

國際情勢對中國不利

英國與日本關係密切，英日曾有多年的祕密同盟；美國對華政策一向主張門戶開放，反對任何國家占領中國領土，或謀取獨占性的商業利益。所以，七七事變時，國民政府希望援引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前例，由英美兩國出面調停。可惜1937年7月的世局與5年前大不相同。

當時，世界經濟正陷入大蕭條，德國納粹黨已在中歐崛起，希特勒的納粹黨已取代了威瑪共和民主政體，實行軍國主義，造成歐洲各國的緊張。西班牙內戰正殷，希特勒及義大利的墨索里尼都支持佛朗哥，而英美等國因為本身經濟和政治上的困難，對於德、義、西發展默不作聲，更無暇顧及東亞的動盪。而美國國內孤立主義仍高漲，羅斯福總統自己正專注於他的新政（New Deal Program），希望帶領美國走出蕭條，中日的衝突只得放在一邊。

中國原本和德國、義大利友好，但1937年時德、義、日三國軸心的態勢已隱然成形，德、義無暇、也不便干涉中日的糾紛。因此，中國當時很難獲得西方社會的支持；抗日，只有靠自己。

另一個與中日都有密切關係的蘇俄，它的疆域橫跨歐亞，西線面對德國，東線面對日本，再加上德、義、日都反共，因此蘇俄密切關注歐洲和華北的發展，防止日德東西夾攻的威脅。中日衝突，正好舒緩俄國東面的威脅，所以，俄國在1937年的策略是坐山看虎鬥，盡量引導中日開戰。因此，蘇俄不但不會幫忙息戰，反而盡量煽火。

七七事變的43天後，中俄在1937年8月21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對中國來說，在抗戰初期得以取得蘇俄的軍備支援；對俄國來說，中日開戰，日軍南下，俄國在亞洲東線的威脅因而減緩，中國替俄國擋住了日軍的砲火。

中日衝突不斷，大戰一觸即發

辛丑條約賦予十國在華駐軍的權利，但日本企圖心最大，從民國初年就透過製造事端、武力威脅、外交運用等方式，不斷擴展在中國的權益，1928年的「五三濟南慘案」，中國人均引以為國恥。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占領東北，成為中國人心中的另一個國恥。從此中日之間的軍事衝突就沒有停過。六年之間，中國不斷隱忍，盡量不讓戰爭擴大。七七事變發生時，中國軍民對日本長期累積的怒火，已是忍無可忍，當時中日緊張的局勢，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日本這邊，主戰的軍人（主要是華北駐屯軍、關東軍）對於華北局勢停滯不前的情形不耐煩，早就想以武力徹底控制華北。當東京仍想努力維持「不擴大方針」時，他們卻失去耐心，各個「殺氣騰騰」，急於求戰。

另一方面，部分了解中國情勢的日本人士，觀察到國民政府自1935年收回四川以來的各項建設，深感如果再不出手，將會失去控制華北的機會。

當時，日本政軍方面已有人注意到華北情勢險惡，隨時會爆發事件。大谷光瑞（日本浄土真宗本願寺22世門主，與日本高層關係密切）提醒東京應避免在華北挑起事端「防止意外戰爭的發生。」^[1] 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擔憂日本在華北若逼得太緊，隨時可能發生不幸，他曾建議應稍緩對華北經濟方面的要求，避免意外發生。石原莞爾也擔心「華北會有突發事變。」^[2]

然而，這些警訊沒有令那些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強硬派停下腳步。雙方都已劍拔弩張，任何一點星星之火，都可能點燃大戰。

日本無法掌握「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爭論

日本對華雖有「不擴大事態，不對華用兵」的原則，但是黨政領導人對於「擴大派」和「不擴大派」的爭論，卻束手無策。華北駐屯軍主任參謀堀毛一麿的手記指出，自七七事變以來，陸軍中央及駐屯軍司令部對於不擴大方針是否恰當的議論，「形成個人各樣的意見對立，不知如何整理頭緒」。^[3] 中央部未顯示果斷的態度，參謀長、司令官也僅在混沌中拖時間。^[4]

結果，華北的衝突不斷升級，東京無法達成共識，以至盧溝橋事變後的交涉遲遲沒有結果。東京曾經三次決定從內地（日本本島）增兵，但每次都因為華北的協議即將達成而拖延下來。拖得越久，軍部的「擴大派」越不耐煩，最後，石原莞爾這些主張不擴大的聲音受到壓制，東京閣議決定從本島動員三個師團到華北，和平的希望也隨之熄滅。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當時想在華北製造傀儡政權，然後逐步控制中國，但並無在中國大規模用兵的計畫；即使是這些主戰的強硬派，也知道不能在中國全面作戰，他們只是想「打一仗而膺懲中國即可」，一旦達到目的，就立刻撤兵，畢竟「防蘇」才是日本軍事上不可忽略的目標。但他們錯估了中國的民族性，中國不是個受到「膺懲」就低頭的民族。

宋哲元處置失當

宋哲元是當時華北冀察地區的最高軍政領導，當時河北、平津地區所有的地方首長，幾乎都是二十九軍的人。宋哲元名義上聽命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卻致力於擴大自己的勢力。他把冀察政務委員會做成南京政府和日本之間的緩衝區，一方面敷衍中央，一方面與日軍周旋，對日本作出不少讓步。

西安事變後，國民政府加快了政治和社會統一的步伐；相對地也加大了日本「華北特殊化」的壓力，宋哲元處境更加為難。他對變動的局勢拿不出應對的辦法，反而一走了之，1937年5月以「養病」為由回到山東老家，使得情勢更加難控制。

宋哲元在七七事變後第四天才回到天津主持大局，但他在應對處置上有不少失著。

首先，宋哲元認為可以獨力解決這個事件，抗拒中央的涉入。蔣介石一再命令他把司令部移到保定，速做應戰準備，他沒有做，等到真打起來，二十九軍倉促應戰，才發現不堪一擊，主力迅速潰敗，導致最後的大撤退。

其次，當時南北通訊本來就不順暢，再加上宋哲元對南京各種詢問、指示的電報一味敷衍、拖延，既不把詳細交涉的情形向南京報告，也不請示任何機宜，以至南京無法準確掌握冀察方面的發展，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猜疑，多少影響南京方面的決策。

第三，宋哲元昧於大局，以為對日讓步，就可以大事化小，對於駐屯軍的要求，包括道歉、撤軍、把所有反日的黨政軍力量全部撤出河北等等，他都接受，而且婉拒中央的支援，不願中央軍進入華北。然而，委屈卻未能求全。蔣介石對他極為失望，「倭此欲根本解決冀察與宋哲元，而宋始終不悟，有以為可對倭退讓苟安而僅對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隊撤退，可痛心乎！」^[5]

宋哲元這麼做，除了對情勢判斷不明外，背後還有他的私心。他把冀察當作自己的勢力範圍，擔心蔣介石以抗日為名，使中央的力量重新回到華北。因此，他罔顧蔣介石一再電促儘部署滄洲、石家莊、與保定的防線，反而要求南京停止派孫仲連等部隊北上，還要二十九軍依照協議撤軍，一誤再誤，等到廊坊事件和廣安門事件，日軍發動攻勢，二十九軍節節潰敗，籌碼全失，大勢已去。

陳誠批評宋哲元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6]一步步走錯，這位長城抗戰的抗日名將，最後落得身敗名損。

西安事變後，中國不可能對日再讓步

七七事變時中國的情況與九一八事變時大不相同。1931年日本侵占東北時，中國仍是一盤散沙，各地軍閥割據，中國人尚未有整體國家的概念。但是，六年的時光，國民政府已「今非昔比」。^[7]

兩廣重新納入中央體制，中央勢力進入西南，除了冀察地區、新疆、陝北及甘肅一小部分分別被日本、蘇聯、中共控制外，其餘省份大致聽奉中央命令，蔣介石設定的「攘外必先安內」已有相當成果。1935年成立「資源委員會」，開發國防戰略資源，加速重工業、軍工業的建設。「新生活運動」在全國各地熱烈展開；1935年還完成幣制改革，統一全國貨幣金融體系。1936年開始試行「兵役法」，徵集兵源，加以軍事訓練。交通建設在這幾年間突飛猛進，鐵、公路都有顯著增長。國民政府的軍隊整編計畫到了1937年已完成30個師的整編，空軍、海軍方面亦有建樹。

1936年底西安事變之後，中國各個政軍派系都開始擁護蔣委員抗日，至少在形式上，內戰停止了。國民政府在經濟、思想、軍事各方面的備戰都初具效果，雖然準備尚未充分，但蔣介石此時抗日的底氣已大不相同。

再加上這6年間中日間發生多次軍事衝突，民間仇日、反日的情緒高漲。七七事變爆發，輿論沸騰，全國民心更是憤慨至極，中央政府已無空間再拖延對日開戰。如果再不抵抗，內戰勢將再起。王世杰和王寵惠都指出，「如中央遙視華北之淪陷而不救，或坐視華北當局接受喪失主權的條件而不預為之地，則對內對外中央均將不保。」^[8] 蔣介石自然也了解這個道理：「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9] 所以，「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10]

日本未正視中國戰略變化與情勢發展

服部聰（Hattori Satoshi）與德瑞冉（Edward J. Drera）指出，盧溝橋事變使日本陷入曠日持久的中日全面大戰，最後耗盡了日本的國力，主要是由於日本軍方的兩個疏忽。第一個是政治的：東京忽視了1937年中國政軍情勢已發生根本的變化，以為可以循前例以武力使國民政府讓步。第二個原因是軍事的：日本當時信心滿滿，認為數週之內即可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勝利。但是，他們忽略了中國可能的頑強抵抗。雖然有人提出警告，但被主戰的主流意見駁回。^[11]

日方忽略國民政府戰略上的變化，未正視西安事變之後中國政情的發展，復又未重視蔣介石在7月17日「廬山會談」發出的警訊（華北是中國抗日的底線），越過這條線，中國軍民必起而反抗。遺憾的是，日本大部分政軍人士還以為中國這次會像以前一樣，只要增加一些壓力，中國就會讓步。

日本的誤判，還有一個原因。他們不知道，就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東北不比華北。東北畢竟是在關外，九一八失去東北之痛尚可忍，但華北就不同了。華北一失，中原門戶大開，整個中國也就難保了。所以，蔣介石一定不能容許日本占領華北、或是搞華北特殊化，使華北脫離中央。

不過，和戰之間仍有模糊空間，從當時南京和二十九軍來往的電報、以及蔣介石積極請國際調解可看出，蔣介石對於是戰是和，有相當大的掙扎。^[12] 如果駐屯軍對控制華北的企圖稍微收斂，或是對於撤軍一事不這麼咄咄逼人，又或是日本接受英美調停，那麼，九一八事變以來打打停停的狀況可能還會繼續下去。

遺憾的是，日本少數了解中國、主張慎重的人士，他們的聲音被激進的陸軍和過度樂觀的輿論壓制下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反對對華用兵、甚至提出「華北撤退論」，但他在兩個月後日本決定增兵上海時遭到撤換。^[13] 最後，日本越過了華北這個中國抗戰最後一道界碑，「不衝破這道界碑，和平猶未絕望；衝破這道界碑……就只好與日寇拼命了。」^[14]

蔣介石要趁機打破《何梅協定》

蔣介石派中央軍到河北保定，無疑是七七事變中日交涉過程中最大的變數。因為中央軍北上，日本才對天津增兵，使得華北情勢突然變得敏感、緊張；因為中央軍北上，東京才會在7月11日緊急召開會議，作出派兵的決定；也因為中央軍撤軍的事，蔣介石堅持中日雙方同時撤軍，日本卻拿著《何梅協定》，要中方先撤，以至和議破滅。蔣介石請歐美調停，東京拿出《何梅協定》，拒絕第三國調停。

蔣介石急於派兵北上，就是為了要打破《何梅協定》。他自從1935年6月中央軍撤出華北後，就處心積慮要改變現狀，撕毀《何梅協定》，打破「中央軍」不得在河北駐軍的現狀。

蔣介石這個企圖在日記中說得清楚：「余即派中央軍入河北到保定，不惟打擊其（日本）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協定》也。」^[15] 但是，這個心思，只能做，不能說，因為「此次派兵入冀，戰略之利在其次，對倭政略戰勝之利，無人能知者也。」^[16]

蔣介石原來的算盤是先派兵進入河北，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循1932年一二八事變（第一次淞滬之戰）英美調停的模式，與日議和，如此，則日本「華北獨立之陰謀已為我打破！」^[17]

當時最有可能擔綱調停的是英國，因為英日關係素來密切，蔣介石對英國期待最深，他兩度接見英國大使許閣森，請英國帶頭斡旋。

英國大使許閣森一開始態度尚積極，並和美國大使聯繫，以至蔣介石認為「對蘆案英美已有合作調解趨勢。」^[18] 7月15日，許閣森與外交部長王寵惠會面，想要弄清楚蔣介石究竟是真的要跟日本打？還是確實願意調解？王寵惠電話請示蔣介石，蔣介石明白告以，「中國絕對只謀自衛，不願擴大。並願接受英方斡旋。」^[19] 許閣森於是和王寵惠商議，自十七日起，雙方停止增軍，並陸續撤兵至七月七日以前的地點，恢復七七之前的狀態。他把這個意見電告駐東京的英國大使，請其向日方密洽。

英國駐日大使前往協調時，東京婉謝第三國調停，並堅持華北的衝突是地方事務，應在華北解決，不需中央涉入。而且，日本外務省拿出《何梅協定》，理直氣壯地說明，依照協定，中國軍隊應先撤出河北。^[20]

許閣森不知有《何梅協定》，詢問蔣介石究竟。蔣介石一直以為《何梅協定》只是口頭的臨時約定，直到英國大使查詢，蔣向外交部查證，外交部在7月21日拿出何應欽覆函的原稿，這時蔣介石才知道，雖然沒有簽字，但有何應欽的覆函，清清楚楚寫明中央軍須撤出河北省。而許閣森在21日看到何應欽覆函的抄件後，「態度突變」，^[21] 轉為消極，婉謝介入中日事端。^[22]

蔣極為尷尬，此事不但使他難以堅持中日同時撤軍，還讓他在外國使節面前大失顏面，他大為憤怒：「見敬之致梅津之函件，憤恨又不能自制，何愚劣至此於此，痛心之至！」。^[23] 第二天把函稿拿出來再看一次，更為生氣，用極不堪的字眼，把何應欽再罵一頓：「閱何致梅函稿而更為憤激，何愚劣至此，誠賤種也！」^[24]

蔣介石同時也尋求美國的協助。美國因為國內孤立主義當道，無意涉入中日的衝突。不過，蔣介石仍在7月25日接見美國駐華大使詹森，敦促美國本著人道主義立場，制止日本行為。詹森大使會見蔣介石後曾與許閣森交換意見，26日，許閣森電報倫敦外交部，說明：他與美國大使共同認為，既有（何梅）協定，則英美兩國首先要防止「隱瞞及扭曲」（concealment and distortion），^[25]除非有進一步證據，否則英國不宜「涉入太深。」^[26] 同時，英國駐日大使館對於此事的評估，也同樣是「不建議同意蔣介石的要求。」^[27]

不過，許閣森相信蔣介石也是首次見到這份文件，他給英國外交部的報告指出：何應欽僅向蔣介石報告「沒有簽署協定」，但「從未就這份文件的細節跟蔣介石溝通……以至蔣介石從未見過這份文件。」^[28]

綜合上面的分析，國際、東亞與中國內部的情勢、以及一連串主客觀因素的相互激盪，使得一個地方性的偶發事件竟造成中日全面開戰。日本當時對中國的優先目標是不戰而屈，製造華北特殊化，掌控華北。

但是，蔣介石絕不允許「黨國存亡」之所在的華北落入日本之手。他早有心要打破《何梅協定》，因此，七七事變發生，他迅即派中央軍北上，此舉引起日方不滿，使得情勢變得緊張。

其實蔣介石的目的是以戰求和，並趁機打破《何梅協定》。他派出中央軍，展現國民政府不畏戰的決心，以迫使在華北有經濟利益的列強（尤其是英美）出面干涉。熟料，蔣介石並不知道1935年何應欽曾有書函致梅津，白紙黑字地允諾中央軍不再進入河北。結果，日本理直氣壯的要求中央軍先撤兵，而英國也因此表示不便涉入。

日本誤判中國的情勢，對華北步步緊逼，國際調停不成，中日衝突再起，7月29日，中國軍隊撤出河北，平津失陷，抗戰到了「最後關頭」，中國軍民只有共赴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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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頁9-10。

[2]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頁9-10。

[3]《日軍對華作戰紀要（一）：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00。

[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一）：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00。

[5] 蔣介石日記， 1937年7月26日。

[6] 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61。

[7] 黃自敬，《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歷史研究所，2013），頁268-270。

[8]《王世杰日記》，1937年7月15日。

[9]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4日。

[10]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4日。

[11] Hattori Satoshi with  Edward J. Dera,“Japanese Operations from July to December 1937,” The Battle for China, pp. 159-160. Ryokokyo jiben no kenkyu (An Inquairy into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1996.

[12] 楊奎松，〈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的和戰抉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紀念七七事變爆發70週年學術論文集》，頁1-22。

[13]《日軍對華作戰紀要（一）：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281。

[14] 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頁23。

[15]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17日。

[16]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4日，本週反省錄。

[17]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4日，本週反省錄。

[18]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14日。

[19]《王世杰日記》，1937年7月15日。

[20]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3, part 3, DA47.9 .C6 C66 1997 GUIDE PT.4， p. 63.

[21]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2日。

[22]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3, part 3, DA47.9 .C6 C66 1997 GUIDE PT.4， p. 73.

[23]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1日。

[24]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2日。

[25]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3, part 3, DA47.9 .C6 C66 1997 GUIDE PT.4, p. 63.

[26]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3, part 3, DA47.9 .C6 C66 1997 GUIDE PT.4, p. 64.

[27]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3, part 3, DA47.9 .C6 C66 1997 GUIDE PT.4, p. 93.

[28]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3, part 3, DA47.9 .C6 C66 1997 GUIDE PT.4, p.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