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敵人妖魔化，然後孤立、羞辱，最後消滅：古拉格集中營的歷史（下）

若說古拉格離不開蘇聯和俄國的歷史，那麼它同樣也是歐洲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蘇聯不是二十世紀歐洲唯一發展極權制度或建立集中營制度的國家。本書雖然無意拿蘇聯勞改營和納粹集中營相互比較，但也無法輕易忽略這個議題。兩個體系約於同時在同一塊大陸上建立。希特勒知道蘇聯勞改營的存在，史達林也知道大屠殺的事。兩邊都有受害者描述在營中的親身經歷。深入來看，兩個體系不無相關。

首先，德國納粹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都是殘酷戰爭下的產物，這裡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接踵而至的俄國內戰。兩邊戰場大量使用工業化的作戰方式，都對當時的知識界和藝術界產生強烈衝擊。

但除了數百萬的受害者之外，較少人注意到雙方也開始廣泛使用工業化的監禁方式。兩邊都從 1914 年開始在歐陸各地建立拘留營和戰俘營。1918 年，俄國境內約有兩百二十萬戰俘，大量生產的槍枝、坦克，甚至帶刺鐵絲網等現代新科技，讓這些集中營和日後的集中營得以存在。有些蘇聯最早的勞改營的前身確實就是一次大戰的戰俘營。

再者，蘇聯勞改營和納粹集中營之所以互有相關，乃因兩者都涵蓋在更廣泛的集中營歷史底下。集中營的歷史始於十九世紀；我說的集中營是指因犯人身分，而非犯罪事實而將人監禁的集中營。跟罪犯營或戰俘營不同的是，這種集中營是為了無犯罪的平民囚犯而設，這些人若非敵對陣營的成員，就是因其種族或政治立場被視為社會異端或毒素的人。

根據這個定義，第一個現代集中營不在德國也不在俄國，而是在 1895 年的古巴。那一年，為了遏止殖民地古巴一連串的叛亂，西班牙帝國開始制訂「重新集中」政策（reconcentración），即將古巴農民「重新集中」到集中營內，藉此剝奪反叛者的食物、支援和庇護。到了 1900 年，reconcentración 這個西班牙字已經譯成英文，用來描述英國人在南非波爾戰爭時用於類似目的計劃：英國人將波爾人「集中」到營內以切斷其庇護和支援。

這個概念從此越傳越遠。「集中營」第一次出現在俄文中（kontslager）似乎就是從英文（concentration camp）翻譯過來的，而且很可能是因為托洛斯基對波爾戰爭所知甚詳之故。1904 年，德國在西南非的殖民地也採用了英國的方式，但做了一個變化。除了拘禁當地原住民（赫雷羅族），德國當局也強迫他們為殖民國從事勞動。

德國在非洲的第一座勞役營，跟三十年後在納粹德國建立的集中營有一些奇特且令人毛骨悚然的連結。例如，因為有南非殖民地供其勞役，德文才在 1905 年出現 Konzentrationslager 這個字。西南非的第一任總督是海里希．戈林醫師，他的兒子赫爾曼．戈林 1933 年建立第一座納粹集中營。

 

德國第一次人體醫學實驗也在這些非洲勞役營進行。約瑟夫．門格勒的兩位老師狄奧多．摩里森和奧根．費雪把赫雷羅族人當作研究對象，後者的目的就是要證明白人優越論。但這種思想在當時並不少見。1912 年的暢銷書《世界的德意志思想》就主張：

很少人把這套理論說得如此露骨，但類似的心態經常藏在殖民統治的表面下。某些殖民方式在鞏固白人優越感之餘，無疑也將一個種族對另一個種族的暴力統治合法化。因此，可以說歐洲向外殖民強取豪奪的經驗間接也為二十世紀歐洲的極權主義鋪路。甚至不止歐洲。印尼脫離殖民之後，其統治者也學殖民國將異議分子關進集中營。

成功征服原住民且往東擴張的俄羅斯帝國也不例外。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妮娜》裡有一幕，安娜的丈夫（對「土著部落」有其責任的政府高官）在一場晚宴上大談高等文化併吞低等文化之必要。布爾什維克就跟俄國所有受過教育的人一樣，應該也對俄羅斯帝國對柯吉茲人、布里亞特人、通古斯人、楚科奇人等展開的征服行動有某程度的認知。他們如此關心受壓迫者的命運，卻不在意殖民問題，由此可見他們心照不宣的種族立場。

不過話說回來，歐洲集中營不一定要在南非或西伯利亞東部的歷史框架才得以發展。二十世紀初，歐洲就普遍存在某種人比另一種人優越的概念。蘇聯勞改營和納粹集中營就是因為這點而有了更深一層的連結：兩方多少都為了將自己的權力合法化而畫出「敵人」或「低等人」的分類，之後再大規模迫害並消滅這一類人。

納粹德國第一個鎖定的目標是殘障者和弱智者，後來又轉向吉普賽人、同性戀，還有最大的目標：猶太人。在蘇聯，一開始的目標是「前朝人」（舊政權的支持者），後來轉向「人民公敵」（定義模糊不清），不只包括政治上的反對分子，也包括可能威脅到蘇聯或史達林政權的特定團體和種族（理由同樣模糊不清）。史達林曾在不同時期下令大舉逮捕波蘭人、波羅的海人、車臣人、韃靼人，以及猶太人（在他死前一天）。

這些類別從來不是任意挑選的，但也並非總是固定不變。半個世紀前，漢娜‧鄂蘭寫道，納粹和布爾什維克政權都創造了「因時而異的對手」或「因時而異的敵人」，其「身分會根據當前局勢而改變；所以當某一類人被消滅，他們可能立即向另一類人宣戰。」她又說，基於同樣的理由，「極權體制下的警察，其任務不在打擊犯罪，而是在政府決定逮捕某一類人時隨時待命。」再強調一次：人之所以被補是因為身分，而非犯罪的事實。

在兩邊社會中，集中營的出現其實都是貶低一某類人的漫長過程的最後階段。這個過程一向從言語羞辱開始。希特勒在自傳《我的奮鬥》中就提到，他發現猶太人要為德國的問題負起責任的頓悟過程，而在公共場合中「任何見不得人、卑鄙齷齪的事」都跟猶太人有關：把手術刀伸向那樣的膿瘡中，你會馬上發現小猶太人就像腐屍上的小蛆，往往燈光一照就現出原形……」

列寧和史達林一開始也怪罪「人民公敵」拖垮了蘇聯的各種經濟發展，說他們是「滋事者」、「顛覆分子」，是外國派來的間諜。從 1930 年代晚期開始，逮捕行動開始擴大，史達林的言語羞辱也更加極端。他譴責「人民之敵」是社會害蟲，是污染源，是「毒素」。他甚至說對手是必須「清除乾淨」的「髒東西」，跟納粹把猶太人跟害蟲、寄生蟲、傳染病等意象連結如出一轍。

一旦完成妖魔化，就可以對敵人展開合法的孤立行動。

猶太人正式遭到圍捕並送往集中營之前，就已經被剝奪德國公民的身分，不得擔任律師、法官及公職，不得跟亞利安人結婚、進亞利安人學校、展示德國國旗，並被迫戴上象徵猶太人的六芒星標誌，在街上還會遭到鞭打和羞辱。另一方面，史達林政權實際逮捕「人民之敵」之前，這些人也常在公共集會上被羞辱、被公司開除或被逐出共產黨，甚至遭另一半解除婚約或受兒女痛批。

在集中營內，羞辱過程又變本加厲，一方面嚇阻受害者，一方面讓加害者更加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有其正當性。吉塔．瑟倫利對特雷布林卡集中營指揮官法蘭茲．施坦格爾做過深入的訪談。她問他為什麼殺害營中囚犯之前還要鞭打、羞辱、脫去他們的衣服。施坦格爾回答：「好讓執行者進入狀況，讓他們達到能夠執行任務的狀態。」德國社會學家渥夫剛．索夫斯基在《恐怖的秩序：集中營》中也指出，納粹集中營羞辱囚犯的過程如何有系統地融入所有生活層面，包括大家都穿一樣的破衣服、剝奪隱私、規矩繁複、隨時害怕死期將至等等。

在蘇聯的勞改營體制中，羞辱過程同樣從被捕那一刻就開始了。接下來我們會談到，犯人一旦被捕就被剝去衣服、剝奪身分、禁止對外聯繫，還會受到拷打和質問，如果送審還得面對有如鬧劇的審判。蘇聯勞改營跟納粹集中營的不同在於，當局會刻意切斷犯人與蘇聯社會的聯繫，禁止犯人互稱對方「同志」，從 1937 年起更進一步禁止犯人爭取「特優工人」（shock-worker）的榮耀頭銜，無論他們表現多好或工作多賣力。根據囚犯的敘述，蘇聯家家戶戶都會掛的史達林肖像幾乎從未出現在勞改營和監獄內。

以上並不表示，蘇聯勞改營和納粹集中營並無二致。對大屠殺有大致認知的讀者接下來會發現，蘇聯勞改營跟納粹集中營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不同，有的差異很細微，有些很明顯。兩邊的日常生活和勞動編制不同，看守和懲罰的方式不同，宣傳手法也不同。

古拉格延續較久，經歷過殘酷和人道程度不等的發展過程。納粹集中營的歷史較短，變化也較少，簡單說就是逐漸變本加厲，直到節節敗退的德軍將之清除，或是步步進逼的同盟國將之解放。此外，古拉格包含各式各樣的集中營，從科雷馬區的危險金礦營，到莫斯科外郊的「豪華」祕密研究所（遭囚的科學家在那裡替紅軍設計軍武）都有。納粹雖然也有不同的集中營，但種類還是少很多。

不過，我認為最根本的差異有兩個。第一，蘇聯定義的「敵人」永遠比納粹定義的「猶太人」寬鬆許多。除了屈指可數的例外，納粹德國下的猶太人永遠不得改變身分，集中營內的猶太人休想逃過死亡的命運，所有猶太人都有這樣的認知。

相反的，蘇聯集中營的數百萬囚犯雖然害怕性命不保（確實也有那麼多人喪命），但沒有哪一類犯人必死無疑。有時候，某些犯人可以藉由從事相對輕鬆的工作少吃點苦，例如工程師和地質學家。每個營內都有階級之分，有些囚犯可以踩在別人頭上或靠著他人的幫助往上爬。甚至當古拉格內的老弱婦孺人數過多或前線需要士兵時，就會有大批囚犯獲得特赦。

有時候也有一整類「敵人」因為身分改變而受惠的情況。例如，史達林在 1939 年二次大戰開打時逮捕了數十萬波蘭人，1941 年波蘭跟蘇聯暫時結盟又突然將這批人釋放。反之亦然。加害者也可能一夕之間成為受害者。古拉格守衛、管理人，甚至資深祕密警察都有可能被捕，成為勞改營的囚犯。換句話說，不是所有「毒素」都一直有毒，也不是只有某一類囚犯擔心自己隨時會沒命。

第二個根本差異是，根據私人的敘述和公開的宣傳資料，古拉格主要的目標是經濟發展，這在下面章節就會逐漸清晰。但這不表示古拉格的管理很人道。營中囚犯被當成牲畜――或者應該說是鐵礦――一樣對待。守衛任意將他們運送來運送去，趕上或趕下運畜車，測量他們的身高體重，看他們還有用就給他們食物，沒用就讓他們挨餓。以馬克斯的用語來說，這些人都被剝削、被物化並商品化。除非有生產力，不然他們的生命在管理者眼中就毫無價值。

儘管如此，古拉格囚犯跟納粹送往特殊集中營的猶太人和其他犯人的經驗很不一樣。這種特殊集中營不叫 Konzentrationslager，而是叫做 Vernichtungslager，實際上根本不是所謂的「勞動營」，而是滅絕營。這類特殊集中營共有四座，分別是貝爾賽克、徹爾姆諾、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邁丹尼克和奧斯威辛有勞動營也有滅絕營。囚犯一進營中會先經過「篩選」，少數人會被送去從事幾週的強迫勞動，其他人則送進毒氣室處死並直接火化。

根據我查證到的資料，在納粹大屠殺顛峰時期實施的這種處決方式，在蘇聯找不到對應，雖然蘇聯確實也有其他屠殺百姓的方式。通常行刑者會趁夜把犯人押往林中，讓犯人排成一列，對準其頭部開槍再集體埋葬，免得有人爬回營區，其殘酷無情和工業化效率都跟納粹有得比。此外，坊間也有傳言，蘇聯祕密警察利用廢氣（早期的毒氣）毒殺犯人，跟早期納粹如出一轍。

古拉格內的犯人也會送命，但通常不是因為營方效率一流，而是因為效率太差或疏忽。在某些時期，難逃一死的幾乎都是冬天到森林裡伐木，或前往科雷馬最危險的金礦場挖礦的犯人。犯人也常被鎖在牢房裡活活冷死或餓死，或是被丟在無暖氣設備的醫院裡自生自滅，或因為「企圖逃亡」而被亂槍打死。然而，整體來說，蘇聯勞改營並沒有把屠殺人民當作既定目標，即使有時確實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這兩個差異雖小，卻很重要。古拉格和奧斯威辛雖然屬於同樣的知識和歷史傳統，卻是兩個獨立的體系，不僅彼此相異，也跟其他政權建立的集中營體系不同。集中營是個籠統的概念，可以用於不同的文化和脈絡，但只要粗淺地研究過集中營的跨文化歷史（包括集中營的生活方式、發展過程、管理有多嚴格或鬆散、對待囚犯有多殘酷或多開明），就會發現其中的細節會因特定的國家、文化和政權而有不同。對受困於鐵絲網內的人來說，這些細節攸關他們的生命、健康和存活。

事實上，讀過兩邊倖存者留下的紀錄之後，兩邊受害者在經驗上的差異比體制本身的差異更讓人驚訝。每個故事都有其獨特之處，每個集中營都對不同性格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恐懼。在納粹集中營你可能會受虐而死；在蘇聯勞改營你可能絕望而死。在奧斯威辛你會死在毒氣室；在科雷馬你會凍死在雪地中。你可能在德國森林或西伯利亞荒原中送命；可能在礦場中遇難或在運畜車上喪命。無論如何，這些遭遇都是個人獨有的生命經驗。
 

（作者為《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