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裡的象徵性建築，不是今日才有。例如，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歐洲都市主義，包含雄渾的火車站、富麗堂皇的百貨公司、巨大的展覽館、令人嘆為觀止的歌劇院，更別提艾斐爾鐵塔之類的都市地標。
史學家貝里．柏格道爾（Barry Bergdoll）稱這一時期體現了「對宏大建築的狂熱追求」，認為歐洲境內官方核可且受歷史啟發之建築的興起，與德國、比利時、義大利之類新國家境內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有關係，與商業利益團體 勢力的日益壯大有關係。他寫道，「迅速興起的廣告業，連新興之視覺心理學領 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都拿來運用，以調整其所要傳達的信息和吸引力，而建築遲遲 才成為這一行業的利器。」
建築與廣告之間的關連，在充滿創業精神的美國，特別顯而易見。二十世紀頭四十年，美國境內的商業性宏大建築猛然爆增：建成貴族城堡樣式的飯店和公寓大樓，仿羅馬浴場的火車站、形似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權貴宅邸的百貨公司，以及最搶眼的都市宏大建築，商業性摩天大樓。
不管在何時期，民眾對搶眼建築的喜愛，都受到以下類似因素的推波助瀾：繁榮、 城市雄心、對未來的信心，以及認為自己所處時代為史上獨一無二，因而需要特殊建築來體現該時代之精神的心理。
戰後第一棟在建成後立即成為國家象徵的建築，乃是由丹麥建築師約恩．烏松（Jørn Utzon）設計，1973 年建成的雪梨歌劇院。雪梨歌劇院地處較為偏遠（大部分澳洲以外的人直到 2000 年雪梨奧運才一睹它的容顏），但其雕刻般的混凝土屋頂和壯觀的所在地，讓世人一見就為之難忘。
《象徵性建築》（The Iconic Building）一書作者查爾斯．詹克斯，稱建築性象徵欲在他所謂的意思明確的標誌與意思含蓄的象徵之間，也就是說令人難忘的形式和它們所喚起的形象之間，取得棘手的平衡。他強調道，在日益異質的世界裡，多重意義，有時甚至是令人費解的意義，正是使建築成為流行象徵的東西。據詹克斯的說法，雪梨歌劇院連綿起伏的白色屋頂，可被解讀為船帆、海浪或貝殼。這與音樂沒什麼關係，但似乎正合雪梨港與澳洲的需要。
1991 年，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參加西班牙畢爾包的新古根漢博物館的國際設計競賽時，他的委託人具體提到雪梨歌劇院。「這是場磯崎新、藍天組建築事務所（Coop Himmelblau）和我之間的小競賽，而他們——湯瑪斯．克倫斯（Thomas Krens，古根漢博物館館長）和巴斯克人——說，在那裡他們需要一個一炮而紅的東西」，蓋瑞如此告訴查爾斯．詹克斯。「他們需要這棟建築為畢爾包做件事，即做雪梨歌劇院為澳洲做的那件事。」
蓋里不負所託。自開幕以來， 這座博物館已吸引四百多萬遊客到該市，為該市帶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經濟活動和新稅收。它已使畢爾包改頭換面，從一個衰落的工業港變成當紅的觀光勝地。其他的工程（經過改善的地鐵系統、新機場、購物綜合區）也有助於這城市的振興，但古根漢博物館要居首功。
一如雪梨歌劇院，畢爾包這座博物館的象徵意涵讓人費解。鈦金屬打造的流動曲 線、氣球般鼓起的外形、相碰撞的諸形式，已被稱作是生物形態雕塑（biomorphic sculpture）和一艘來往於不同銀行的太空船；當地人則稱它是銀色洋薊。
不管作何解讀，蓋瑞這座博物館大大影響了當代建築，把設計推向表現主義式、雕塑性的方向。它也影響了許多建築師和他們的委託人對都市主義的看法。紐約建築師 史蒂芬．霍爾說，「在促成改變上，單單一件建築的威力，可能比一群都市計畫師還要大。」
這句話雖然稍嫌托大，卻精闢且扼要說明了後來所謂的畢爾包效應——一件建築作品隻手讓城市聲名大噪的能力。隨著城市日益倚賴國內外觀光 客，宣傳已成為吸引遊客上門的重要憑藉。不管是座音樂廳，還是個搖滾名人堂， 吸引目光的建築都能使人更加想造訪該城市。
畢爾包效應認定建築一夜之間成為象徵，但歷史所告訴我們的卻非如此。例如，艾斐爾鐵塔剛建成時，還談不上是全球熱門景點；大笨鐘（Big Ben）所在的那座塔，建於 1852 年，在二次大戰德國轟炸倫敦期間才取得其象徵性地位。克萊斯勒大樓建成時，被大部分建築評論家批為俗氣、商業化，而經濟大蕭條期間，只租出一半空間的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被嘲笑為「空蕩蕩大廈」 （Empty State）。
不受歡迎的建築可能在一段時日變成受歡迎，但隨著時尚的改變，也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費城於 1871 年決定建造一宏偉的新市府大樓時，建築師小約翰．麥克阿瑟（John McArthur Jr.）選擇了裝飾華麗而當時正當紅的第二帝國風格。但這座龐然大物工期拖得太長，等到三十年後建成時，流行的風格已變。美術學院古典主義當道，這座市府大樓的復折式屋頂和絢麗裝飾，讓大部分人覺得過時，甚至根本不入流。
這座龐然的石造建築變得非常礙眼，早在 1920 年代就有人主張將它拆除，此後數十年此主張未歇。大概因為身形太龐然（它是現今美國境內最大的市府建築），它才躲過遭拆除的命運。
到了 1980 年代，流行的風格再變。拜古蹟保護運動之賜，所有老建築，特別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都被視為寶貴的建築資產。2007 年的某個民調，要受訪的美國人替他們最喜愛的建築評定等級，結果這座市府大樓排名二十一，緊追布魯克林大橋之後，領先費城境內其他建築。
建築價值遠遠超過費城市府大樓的那些建築，則未能熬過時尚浪潮多變的衝擊。查爾斯．麥金那座劃時代的賓夕法尼亞車站，啟用五十四年後遭拆除；法蘭克．洛伊．萊特那座堂皇的拉爾金大樓（Larkin Building）存世四十七年；理察森（H. H. Richardson）那座宏大的馬歇爾．費爾德（Marshall Field）百貨公司大樓撐了四十三年；史丹福．懷特（Stanford White）那座令人讚嘆的麥迪遜廣場花園 （Madison Square Garden），問世二十五年後就遭拆除。
建築最嚴厲的考驗出現在其問世三十至五十年這期間，因為在這期間，流行的建築風格丕變，富創意的設計已不再具有新意。那是要求拆除（或大幅更動）的呼聲最可能得到採納並落實的時期。如果一建築捱過這一中年危機，再幾十年，隨著原來的建築風格再度 流行，它有可能再度得到賞識。
如果某建築不只美學上出色，功能上也出色，也有助於該建築得享天年，因為雖有人主張應以不同的實用標準來要求偉大建築， 但這論點通常不受理會。如果某建築得到大眾由衷的喜愛亦然。但建築光是得到 大眾的喜愛還不夠，還得得到其業主的賞識。
業主看重某建築，就會忍受該建築某種程度的功能不彰（沒有建築是完美的），會不嫌費事的予以維護、修補，將落伍的科技系統升級，每隔三十至四十年就把它整理得煥然一新。但建築一旦失寵於業主，建築本身再怎麼出色，都逃不過遭拆除的命運。
畢爾包的古根漢博物館開幕至今才幾乎十年，其獨樹一幟的建築風格，在審美上和功能上會如何變得過時，現在下定論還太早，但目前它人氣正盛的確毋庸置疑。不過，把畢爾包效應稱作畢爾包異數（Bilbao Anomaly）或許較為貼切，因為事實表明它難以複製。
例如，微軟的億萬富翁保羅．艾倫看到蓋瑞在畢爾包的驚人成就，立即找他為西雅圖設計一座搖滾博物館。這個音樂體驗計畫 （Experience Music Project）意在緬懷西雅圖土生土長的搖滾吉他手吉米．罕醉克斯（Jimi Hendrix），使境內只有太空針塔（Space Needle）一座令人難忘之建築的西雅圖，在建築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但這座被寄予厚望的建築卻成了失敗之作，只是將形式、材料、色彩亂無章法的湊在一塊，太過造作而無法如實呈現搖滾（有人說此建築的形狀從電吉他汲取了靈感）。不管是因為建築本身的令人困惑、展示內容的平庸或建築本身讓人難以打從心底喜歡，畢爾包效應在這裡未能大顯神通。參觀人次比預期少了許多，職員遭解雇，然後，為了得到大眾的青睞，此建築部分地方闢為科幻博物館與名人堂。
《紐約時報》描述了後畢爾包時代大部分博物館的際遇之後示警道，「可喜的是新建築開幕一年期間，參觀人次可望大幅成長。可嘆的是兩或三年後參觀人次就總是陷入停滯。」
有時不必那麼久就陷入停滯。丹尼爾．利別斯金工作室設計的丹佛藝術館增建館區，被認為會吸引百萬遊客上門，結果第一年只有六十五萬人 上門；該博物館因此不得不資遣員工。
史蒂芬．霍爾提及他為西雅圖郊區柏優 （Bellevue）市設計一新美術館時，發出建築將凌駕都市計畫的豪語。那座博物館的創立，意在帶頭改變死氣沉沉的市中心區。《建築實錄》（Architectural Record） 激動論道，「霍爾希望觀者會把建築視為都市的生活福利設施，視為就在它把人連接在一塊——烏托邦式改造邊緣城市的第一步——時仍然不失美麗的一個生活福利設施。」
結果開幕不到三年，連續兩位館長掛冠而去之後，柏優美術館因 「門可羅雀」而關門大吉。
1987 年，費城決定建造一新的市中心區音樂廳。經費只有六千萬美元（對建造音樂廳來說嫌低的經費），於是羅伯特．溫圖里（Robert Venturi）設計了一棟簡單明瞭的箱狀磚造建築，簡直大開流行品味之倒車。有人請他把這棟建築設計得較「有趣些」，他就替正立面加上一些霓虹裝飾，完全不在意是否得罪人。
這時，畢爾包效應已深植人心，這個設計普遍被認為不甚理想，溫圖里於是被炒了魷魚。經過一場建築設計競賽後，設計任務落在拉斐爾．維紐利身上，維紐利提出一份不同凡響的設計，以一個巨大玻璃屋頂覆蓋兩個廳。但全國性媒體對此建築的報導明顯冷淡，特別是與蓋瑞所設計，同年開張的洛杉磯迪士尼館所受到的喝彩相比的話。
費城的金梅爾表演藝術中心（Kimmel Center）落成後不久，管理階層就出怪招，把該館的建築師告上法庭，表面上的理由是成本超出預算和未 如期完工，但據《費城探聽者報》（Philadelphia Inquirer）的說法，「檯面下的不滿似乎是維紐利未能造出特別轟動的建築。」
大眾的需求或許會如安德烈斯．史卡布爾斯基斯所指出的那般塑造城市的面貌， 但就畢爾包效應來說，這些需求往往有害而無利。
過去，城市的宏大建築被認為應展現莊嚴、穩重的氣象，因為它們不只要存世數十年，還要存世數百年。紐約市立圖書館、華府聯合車站之類建築，意在令人讚嘆，甚至瞠目結舌，但未被寄予讓人吃驚或開心的期望。
今日的建築性象徵不只彼此爭奪世人的目光，也在和電影、音樂影片、電腦遊戲之類大眾娛樂爭奪世人的目光，因此建築師和他們的委託人已把所有限制性因素丟到一旁。建築師積極追求新奇，摸索愈來愈怪的形式和愈來愈特別的材料，努力追求出人意表的空間效果和結構效果。但煙火雖然精彩，誰想每晚都看煙火？
大眾求新求異的心理，已不只扭曲了建築，還扭曲了都市設計。強烈自我中心的 建築通常不是城市裡的好鄰居，林立象徵性建築的城市，有可能成為建築性的主題公園，或者拉斯維加斯的賭城大道（Las Vegas strip）。
畢爾包的古根漢博物館能成功，乃是因為它置身於林立著十九世紀堅固建築的穩重環境裡，猶如一顆明亮的水晶。
都市設計的成功例子，例如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喬治王朝時期的愛丁堡和倫敦、十九世紀的巴黎，都差不多以街道、廣場和運河的品質良好和尋常建築富條理的美感為特徵。
今日城市所面臨的真正挑戰，不在創造更多象徵性建築，而在創造更多這類環境。目前的經濟衰退或許有助於此，因為大型開發案的經費已經告磬，經濟情況促使人走平實作風——修繕、修復、再利用既有建築， 而非拆舊換新。
作者簡介
黎辛斯基 Witold Rybczynski
波蘭裔，1943 年出生於愛丁堡，在英國與加拿大的耶穌會學校進學，擁有蒙特婁麥基爾大學建築學士與碩士學位，寫過多本和建築、科技相關的著作，廣泛論述家居、建築與工業技術等主題，定期為大西洋月刊、紐約客、紐約時報雜誌撰稿，並曾於賓州大學教授都市學。
著作《金窩、銀窩、狗窩：家的設計史》榮獲 1986 年「加拿大總督獎」；《遠方林中的空地》榮獲克里斯多福獎、魯卡斯獎，另著有《等待周末》、《漫遊建築世界》、《世上最美麗的房屋》、《都市生活》、《螺絲起子與螺絲》等。2007 年獲頒「文森斯庫里獎」，以表彰他在建築、歷史文物保護與城市設計領域的貢獻。
■ 不斷變化的城市，是都市設計者創意能力的體現，或是居民切身需求的投射？
■ 在台灣，101大樓和台中歌劇院，雖然展現了建築設計者的能力，也提供了都市一座象徵性的重要建築，但它的出現究竟是現今環境的「需求」？或只是被扭曲化的「建築競賽」？
■ 回溯數個城市的長時段變化，我們將得以掌握城市發展規律，透視城市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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