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能強制你做好人，而是保護你的權利不受傷害——專訪臺大教授蘇慧婕談言論自由在臺灣

以司法之力捍衛言論自由
——臺灣史上至關重要的「釋字 445 號」——

憲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第 14 條規定：「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兩者合而為廣義的表意自由。

然在戒嚴年代，國家施行報禁、黨禁等，即使應該超然的司法力量，也難堅守捍衛人民的自由。如 1960 年代的司法院大法官 105 號釋憲，便宣告《出版法》對違法出版品停止發行、撤銷登記的處分，並未違反憲法。

1987 年解嚴是個劃時代的標記，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也透過大法官釋憲，逐步建構起完整體系。其中最具指標性的案例為 1998 年的釋字 445 號，對《集會遊行法》事前申請許可的部分規定，宣告違憲。臺大法律系副教授蘇慧婕指出，這號解釋可說奠定了臺灣言論自由保障的基礎，影響深遠至今。

對於國家的言論限制，必須審查言論自由是否受到過當侵害，釋字 445 號便承襲了美國「雙軌」與「雙階」的審查標準。簡單來說，「雙軌」是把對言論的限制，分為針對「言論內容」或「言論形式」，例如若規定「不得支持同性婚姻」，管制的是言論內容，因此需受嚴格審查；若規定「不得在夜間十點後用擴音器宣傳」，只涉言論發表的時間和方式，便適用中度審查。

「雙階」則是區分言論內容的價值高低，國家若限制人民的政治言論——屬高價值言論，需用嚴格標準審查，以確保言論被高度保障；若限制商業或猥褻言論——屬中、低價值言論，可降低至中度或寬鬆審查。
 

不可否認，即使以民主之名，言論自由並非沒有界限。如散布假訊息，可能因涉災害防救、食安、公共安寧等，被處行政罰或相關刑罰；言論自由還有另一條邊界，則是關乎他人名譽。

「名譽權」雖未被明文規定在憲法，但透過大法官解釋（如釋字 656 號），其為維護個人主體性與人格完整、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屬憲法第 22 條^[1]保障範疇。目前臺灣對妨害名譽的言論限制，採「民刑並行」，民法^[2]規定名譽受侵害時的賠償，刑法則可依公然侮辱和誹謗罪^[3]，論處刑罰。

從鄰居互罵，到媒體批判公眾人物，人民間的紛爭若無法調解，就可能「法院見」——許多案例中，法院權衡的就是言論自由和名譽權的衝突。但法律條文無法概括樣貌萬千的現實，案情該作何解，端賴法官裁量；若人民不服判決，可再聲請釋憲，案件便來到了大法官手裡。

道歉有什麼大不了？
——大法官告訴你思想與尊嚴的重量——

過去，不論是小孩犯錯被家長要求道歉，或雙方衝突最後以登報道歉解決，這樣的「道歉」大致符合民情，也被視為正面的和解之道。因此，民事法庭也有不少判例為法官要求加害人公開道歉，作為民法所稱的「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但這類判決仍屢有爭議，釋字第 656 號便曾對此作出解釋，若公開道歉「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就屬合憲。但 111 年憲判字 2 號立場大轉彎，轉而宣判，適當處分「應不包括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道歉」 。

主筆大法官黃昭元陳述，言論自由包括積極的表意自由，和消極的不表意自由，而認錯道歉，則和內心信念與價值有關。因此，強制道歉是禁止沉默、強制人民發表自我否定的言論，「不僅干預言論自由，更進而干預個人良心、理念的思想自由，甚至產生自我羞辱的效果，損及人性尊嚴（加害人若為新聞媒體，甚至可能干預新聞自由）。」

不過，被迫道歉究竟是否傷害了良心，大法官之間呈現了激烈交鋒。反對多數意見的大法官詹森林便批評，把強制道歉當作和思想或良心自由有關「純屬幻想」，此判決讓「被害人之名譽未受法律保障，加害人之惡行卻獲法律平反」，嚴重傷害司法信賴。大法官黃瑞明也主張，道歉不能簡單二分為「自願與真誠」和「不願意」，不應限制法官以強制道歉來解決社會紛爭的裁量空間。

然學者邵允鍾認為，強制道歉是「用法院的道德判斷取代加害人的道德判斷，等於不承認加害人的道德主體地位」；學者張嘉尹也強調，依據現代憲政主義，基本權利構成公權力行使的界限，而「人性尊嚴」是基本權利價值的核心，需受絕對保障。

蘇慧婕則對這號判決持肯定立場，「因威權歷史不遠，我們還經歷過政府對政治犯『思想改造』，為了保護思想自由不容侵犯，拿捏國家權力的極限時，應特別戒慎。」
 

誠如判決文引述釋字 567 號所言：「縱使過去國家在非常時期，仍不能為了因應緊急事態強制人民表態，因此平時法制更不能以維護名譽權為名，而有此強制。」國家縱使把人民關在牢裡，也關不住他的思想，因精神自由是人內心最後的堡壘。

蘇慧婕進一步說：「如果你不認為自己錯，國家卻強迫你認錯、發表違心之論，就形同國家要人民說謊。」道歉或許是美德，然而，「法律不能強制你做一個好人。」那法律做的是什麼呢？「保護你的權利不受國家和他人傷害。」她下了這樣的註解。

誹謗罪罰不罰？
——惡意的言論 v.s. 未查證的言論——

蘇慧婕解析，釋字 509 號在審查誹謗罪時，認為「檢察官或自訴人需舉證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也就是把罪刑的適用範圍限縮到「真正惡意原則」，需具「真正惡意」才處罰。這可能緣於聲請釋憲的原因案件，被告為新聞媒體和非營利組織、原告為公眾人物，涉及誹謗的言論較具公共性，因此給予較高保護，以免過度管制造成寒蟬效應。

相對地，112 年憲判字 8 號則是提出「事前合理查證」——若被告涉及公共利益言論，需要證明言論真實、或經事前合理查證後可客觀相信其為真實，便不處罰。此外，大法官特別指出應以「言論的公益性」作為個案衡量標準，在「無關公益、僅涉私德」的情況下，名譽權的保護，應優先於言論自由。本判決可說朝向對言論自由更嚴格的限制，因而也招致爭議，例如若一般人在臉書上無腦轉發文章（未經事前查證），依據此判決就可能成立誹謗罪！
 

判決之後呢？
——Deepfake、Metoo 與臺大經濟系選舉事件——

至於誹謗除罪化與否，蘇慧婕舉近期的「深偽（deepfake）」犯罪為例，以深偽技術製作不實私密影像並公開散布，這行為的本質並不是妨害祕密，而是「誹謗」，但其是否有刑罰的必要，應該由立法者、而非憲法法庭去決定。

近日大眾熟知的誹謗案例，還有藝人大牙在 Metoo 浪潮中，公開自己曾被藝人陳建州性侵未遂，卻反遭對方提起刑事告訴（推估提告誹謗）。輿論風向支持疑似受害者，因此更關注「正義」能否在法庭獲得伸張。

但蘇慧婕提醒，若是其他非公眾人物的 Metoo 誹謗案，審判的困難在於，被告是根據個人（被性騷）經歷的陳述，無法適用「事前合理查證」，她坦言：「所以我也很好奇法官會怎麼判。」

散播假消息、侵害他人名譽，都有法律設下紅線，那飽含歧視或貶低的「仇恨言論」呢？例如今年五月臺大經濟系學生在學生會選舉政見中，酸言諷刺單身、大開身材玩笑，引起輿論譁然。

蘇慧婕對這事件回應：「這不是法律議題，而是教育議題。」她表示，如果沒有人受到法律意義上的損害，國家便無法介入，她也認為，不是所有爭議言論都應動用法律手段，也可以由公民社會的力量去反對、抗衡或包容，「在這個案例中，我認為公民社會的對應是很足夠的。」
 

資訊爆炸時代下的言論自由
——網路的發言、記錄與被遺忘——

相較於將仇恨言論入罪，蘇慧婕認為臺灣當務之急，是針對網路環境訂立管制網路通訊服務（包含線上平臺）的相關法令。2022 年，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出了借鑑自歐盟《數位服務法》的《數位中介服務法》（簡稱數中法）草案，但因部份條文在公聽會階段遭到質疑，行政院就此擱置草案，她對此深表遺憾，希望政府能開啟社會的公共論辯、持續溝通，以設計出符合臺灣本土需求的法規內容。

事實上，審理誹謗罪的 112 年憲判字 8 號內文，也基於網路傳播更快更廣的特性，主張表意人因此應承擔更高的真實查證義務^[5]。蘇慧婕欣見大法官對於現實通訊環境的正視，但她認為，網路環境包括網路服務（包含平臺）和表意人，網路平臺本身才是『權力掌握者』，應更重視平臺的功能、權力與責任。」

她解釋，網路平臺的管制模式不是讓國家直接審查平臺內容，而是要求平臺負起「被動」的管制責任——一旦有人向平臺檢舉違法內容，平臺便需處理，也就是所謂的「通知下架」(notice and take down)，某程度緩和了「政府箝制言論」的疑慮。不過她也提醒，網路平臺的通訊權力和潛在風險，在於使用平臺用戶的個資去進行 AI 演算，進而針對用戶偏好投放內容、操縱資訊環境，因此，《數中法》的管制對象應限於符合這些條件的大型平臺業者。而《數中法》草案當初引發爭議的理由之一，就是把不符上述條件的如 BBS 站 PTT 也納入管制範圍。

《數中法》如何調和平臺的責任義務、政府權力的界線、網路的言論自由與祕密通訊自由等，已是一大挑戰，再加上另一現實困難是，臺灣市場不大，與 Facebook、Google 這類跨國大型平臺沒有談判籌碼，推行更不易。

隨著資通科技發展，言論的樣態也不斷延伸變化，例如早期曾有外國判決討論臉書「按讚」是否算言論，近年則有「被遺忘權」和言論自由的衝突爭議。這概念首見於西班牙的訴訟案件，原告主張 Google 搜尋結果中，有關他過往房產遭法拍的新聞連結妨礙其名譽，要求 Google 移除相關新聞網頁的連結。2014 年歐盟法院判決他勝訴，歐盟並在 2016 年將「被遺忘權」納入法律保障。^[6]

就在 2022 年，臺灣也有首例被遺忘權訴訟的最新宣判。一位前球團老闆要求 Google 移除他過去捲入假球案及其他個人資訊等多篇搜尋結果，法院更一審判決，以「公益目的」權衡隱私權與言論自由的衝突，判 Google 需移除其中一則無關事實的謾罵文章，對其餘搜尋結果則無移除義務。

結語

蘇慧婕語重心長地說，正因我們處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舉凡說話、出版、媒體或網路社群的言論，都會成為他人所接收的資訊，進而成為人際、社會交流的一部分，因此，表意人、受眾和媒介之間，如何維持一個公平開放健康的資訊交流環境，至為重要。

「但我絕不會說，個人負有打造良善環境的『法律責任』，因為言論自由或任何自由，都是人民的『權利』，而非『義務』。」她引用德國政治學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話：「自由永遠是異議者的自由。」（Freiheit ist immer Freiheit des Andersdenkenden.）並指出：「基本權絕不是只保障有美德的人。對於非主流、乃至於挑戰自由邊界者的保障，往往才能彰顯基本權的意義和價值。」而法治國家除了還給我們曾經被威權收走的自由，更要繼續盡力捍衛這樣的自由。
 

蘇慧婕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憲法理論、言論自由，特別是數位時代中的言論自由和人格權。

[1]憲法第 22 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2]民法第 195 條：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3]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10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刑法第 311 條：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罰：

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

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

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

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

[4]由於本案提起聲請時仍為舊制，因此判決文並非針對法庭判決、而是對民法條文規定，宣告違憲。 

[5] 112 年憲判字 8 號判決理由（摘錄）：於民主社會中，各種涉及公共利益議題之事實性言論，乃人民據以為相關公共事務之認知與評價之基礎，其如於結合電子網路之傳播媒體上所為時，尤因其無遠弗屆之傳播力，以及無時間限制之反覆傳播可能性，對閱聽群眾之影響力極大，且閱聽者往往無法自行查證、辨其真偽。因此，正是基於維護負有多重使命之言論自由，況基於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散播假新聞或假訊息，本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於言論內容有毀損他人名譽之虞時，表意人就其言論內容之可信性，更應承擔一定程度之真實查證義務，以避免侵害他人名譽權。【第73段】

[6]「被遺忘權」納入歐盟訂立的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縮寫為GDPR）保障，該法於 2018 年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