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問題學生」的背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如何面對臺灣教育不平等

2016 年大學放榜，一則「學測 48 級分、靠繁星計畫上臺大」的新聞，引來網友和媒體的熱烈討論；有些人質疑這位學生能否跟上臺大程度，有些則批評升學制度有漏洞。但無論如何，近年每逢放榜，寫著「考幾分也能上大學」這類標題的報導從未止息。這些輿論凸顯了隨著臺灣廣設大學，升學管道更多元後，接受高等教育對我們來說早已不再稀罕。
 
不過，即便這真的是個「考幾分都能上大學」的時代，臺灣的教育就更平等了嗎？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每三年測量全世界 15 歲學生的學習水平，測試項目分為數學、科學、閱讀領域，而臺灣每次都能在各項目排名取得亮眼成績。然而，先別高興得太早！在這欣喜的表象之下，恐怕有更令人擔憂的事實──PISA 報告也同時指出，臺灣學生閱讀表現前 10% 和後 10% 之間，有著六年的程度差距；家庭社經背景最優勢和最劣勢的學生學力表現，則差距了三年；十年來，臺灣學生在三科中任一科未達基本學力的比例皆大於 15%，且一直在成長。
 
這些數字代表了臺灣金字塔頂端的學生優秀成績，但整體孩子的學習差距卻正不斷擴大。就算是在這個「考幾分都能上大學」的時代，孩子的出身似乎還是決定了他的未來⋯⋯。
 

「問題學生」背後反映的社會結構問題

難道學業表現差，就是孩子不夠認真努力嗎？事實上，許多「問題學生」真實的處境，只是他「被問題環繞著」。他的家長可能為了家計要兼多份工作，無法給予陪伴與教導；學校老師除了教學的本職，還因為學校人手不足得兼行政。種種困境都使得孩童難以獲得到學習資源，導致學習成就落後；而無人看見他們在學業表現背後所面對的處境、給予幫助，更削弱了孩子的學習動機與自信。
 
「愛自造者學習協會」創辦人蘇文鈺，以 2019 年與學校合作的經驗指出，偏鄉學校的教師流動率超過五成，學生在學期間要不斷適應新的老師。偏鄉校長至多八年就會卸任，當協會引入新的科技課程後，新任校長卻未必會繼續支持原本的課程規劃。蘇文鈺直言，辛辛苦苦把一個學校科技教育的能量拉上來，卻因為這些不穩定性而很難維持。

除此之外，偏鄉學童也常常面臨家庭功能不彰、社區凋零的狀況，這在身心障礙家庭中又尤為明顯，可以說是「弱勢孩子中的弱勢」。蘇文鈺回憶，他們曾陪伴一位語言障礙孩子，以平板電腦輔助圖像式教學，訓練他較不發達的小肌肉。經過九個月，終於聽到孩子開口表達「不想上廁所」，令他們感動不已。「我們就是為了一些些的感動，走到現在」蘇文鈺說道。
 
蘇文鈺認為，整個社會結構是不平等的，很難在充滿框架和規範的體制內教育幫助孩子，所以才必須會有那麼多非營利組織存在、與體制合作。他坦言，自己對「教育不平等」無法給出一個標準答案；他也總是因為某些「個案」，沒想太多就做出重大的決定。例如現在協會參與的「青年領航計畫」，起初就只是為了蘇文鈺在嘉義過溝認識的一個孩子所辦。他笑說，「我的工作就是見招拆招，因人設事」。
 

疫情之下，數位落差加劇教育不平等？

COVID-19 疫情以來，利用數位工具遠距教學，使我們的學習不受阻礙；然而當這成為新常態，卻也恰恰凸顯了數位落差的存在，許多人因此擔憂教育不平等更加嚴重。
 
不過蘇文鈺認為，孩子怎麼接觸平板、電腦，未必只是偏鄉的問題。「為台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 TFT）執行長施惠文表示，疫情爆發時，偏鄉的確較都市更有硬體資源不足的情況，但硬體往往較容易解決，總共 100 多臺平板的需求，兩天內就成功向企業募到了。後續三個月，最明顯的其實是孩子的數位識讀能力落差，他們不一定知道平板怎麼用、或具備網路資訊篩選的能力，導致許多網路成癮的情形發生。
 
另外，培養孩子與人溝通合作、面對挫折的這類「非認知能力」也極為重要，但這些是數位載具較難滿足的，而「人」的缺乏會造成更大的困難。
 

一個好老師能發揮的影響力

如果說，在每個孩子的問題背後，其實是整個社會的不平等，那麼如此巨大的問題，該從何著手解決？
 
施惠文認為，就算孩童擁有再多的物質資源，都需要對的「人」來陪伴、引導。事實上，許多偏鄉學校受到企業捐贈，得到了充足的教學設備，卻沒有相對應的師資來帶領孩子使用這些資源。她看過最華麗、最新穎的設備，就是在一所偏鄉學校的圖書館，「但它們都被鎖在櫃子裡沒拆封，因為沒有人去帶他們使用」。
 
不過，即便是投入人力資源，又該從「人」的什麼角色切入呢？
 
為台灣而教選擇的是「老師」。因為他們注意到，學生花最長時間學習的地方，就是學校系統；同時，這也是挑戰性最高的場域，許多體制的侷限，無法為學生的需求個別調整。

施惠文認為，「老師」不應該是一個沒人要做的次要工作，而是改變臺灣社會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以 TFT 的一位老師為例，說明好老師能產生的影響力，遠超過你我想像。
 
這位老師在加入 TFT 計畫以前，原本是個記者，出入過各個重大社會新聞場面。然而她發現，與其總是在事件發生以後，才去紀錄、呈現，她更希望能在事件發生之前就做出行動。
 
這位老師加入 TFT 後，被分派到恆春。剛開始她並不受社區歡迎，社區將她視為「從臺北來的」外人，也猜想她如過往許多來來去去的老師一樣，過不了多久又會離開；更不用提，她這麼一來，可是拿走了原本由社區媽媽來做的代理老師工作。
 
儘管面對挫折，這位老師仍一點一點地去理解社區的問題。這位老師首先發現，這些家庭和學校的連結很弱，家長並不願意和學校接觸，因為他們接到學校電話往往是壞消息。於是，兩年來她積極做家庭訪問、舉辦家長座談會、申請企業資源為學生辦旅行，從不放棄孩子，每天陪伴學業表現最差的學生聊天。兩年的任期結束後，這位老師又自願多待一年。
 
這位老師對學生的用心被家長們看在眼裡，TFT 因此受到很大的信任。就連當學校面臨廢校、空間需要委外經營，家長會長還特別指定希望讓 TFT 來使用這座空間。後來 TFT 與政府協議，讓恆春的老師都能使用這裡的資源。而這位老師，目前則進到了推動教育政策的政府部門。
 

從一個老師串起整個社會，一場「為孩子的公平發展機會努力」的運動

施惠文說，TFT 要做的事情有三個層面。首先是「人才」，她們要培育卓越且有使命的教師和「領導者」。所謂的領導力無關職稱、職位，而是一個生命影響了另一個生命的過程。TFT 也發現，一個好老師通常具備和領導者很相像的特質。
 
好老師需要知道自己在傳達什麼給學生，面對孩子總是不交作業的挫折，仍不放棄學生，能自我修復，最重要的是，好的老師影響孩子改變。因此，一位好老師往往是優秀的領導者，因為他具備了好領導者應有的自我察覺、恆毅力及帶動他人、驅動改變的能力。施惠文說，如果老師能帶動一群小孩達到他想完成的目標，那應該沒有什麼組織是他待不下去的；畢竟在學校，老師不能把學生像員工一樣「請走」。
 
除了人才，TFT 要做的事還關於「場域」。施惠文坦言，並不是在都市就沒有教育不平等的問題；不過以比例而言，如果就連在最高需求的偏鄉地區，TFT 都能與當地協力創造出優質的教育環境，那他們相信即使在都市也沒問題。
 
然而最終，TFT 想促進的更是「系統」的穩固性，也就是在社會中帶動一個「為孩子的公平發展機會努力」的運動。因此 TFT 透過每一位分派到偏鄉教學兩年的老師，在他們與當地認識的過程中，發現社會結構中還有哪些面向、不同利益的團體，可以被串聯起來。讓「教育」還能在政策、社會創新、社區營造等不同領域中，尋找改變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