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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難太子」蔣經國,是白色恐怖劊子手?還是臺灣現代化推手?──《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

2022-03-27
蔣經國身兼多重而矛盾的身份,作為臺灣史上的重要人物,理應值得被後人認識。然過去七十年來,歷史中的蔣經國始終屈於更「高大」的蔣中正後面⋯⋯

20 世紀的中國政治舞臺湧現眾多黨派,各黨的情勢起伏頗大,且常常跨越地理界限,為政治而付出的人命代價往往是輿論和學術的爭議焦點。評價這一時期的政治人物時,如何理性還原政治行動背後糾葛的黨派、族裔和國家等意識形態,相當考驗識者;其中,對於蔣經國的歷史評價,就是一大疑難。
 
蔣經國身兼多重而矛盾的身份:他是蔣中正長子,蔣家王朝的接班人,卻又被譽為 「臺灣現代化的推手」(陶涵語);早年留學蘇聯深受社會主義熏陶,晚年卻整天跟民主美國打交道,並最終選擇民主化……。作為臺灣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複雜的背景理應值得被後人認識。然過去七十年來,歷史中的蔣經國始終屈於更「高大」的蔣中正後面──受島內政治轉型以及美、中、臺三邊關係變化影響,蔣經國的多重身份難以契合任何一邊主流政治的期待,故其歷史意義較少得到嚴肅研究者的重視;加之第一手史料尚未完整披露,歷史地研究蔣經國仍待時日。
 

「落難太子」蔣經國,是白色恐怖劊子手?還是臺灣現代化推手?──《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01
蔣中正與蔣經國(Source: Wikimedia / public domain)

 

2020 年 2 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終於正式對外開放蔣經國日記。這批日記肇自 1937 年 5 月蔣從蘇聯歸國,止於 1979 年 12 月底:除了記錄蔣經國的個人生活,還涉及 20 世紀中後期多項重大歷史事件。透過這些材料,《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一書剖析臺灣在七〇年代自威權統治過渡至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儘管本書作者林孝庭研究員指出,蔣經國日記未必完全與其個人內心的真實想法重合,[1]但這些紀錄卻一定程度地折射出小蔣在國內外各種矛盾(臺-美、國-共、黨內-黨外)壓力下的真實感受,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本書在新出史料的基礎上做出嘗試,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相當有張力的蔣經國,值得引起關注。
 

保障接班地位,卻折磨著蔣經國的「太子」身份

蔣經國留給史學界的最大難題,莫過於解釋他如何從來臺初期的「情報頭子」轉變為「民主先驅」,又該如何評價這一轉變。針對本書在此問題上的創見,學界已有最新評說。[2]筆者則觀察到,本書重建的蔣經國可用「落難太子」來形容:「太子」身份承襲自其父蔣中正,是深厚積澱的政治傳統在現代環境中的殘留和變異;然而頂著「太子」頭銜的蔣經國有著相當積極進取的政治個性,與其所面對的嚴酷的政治現實形成強烈張力。正是這種張力令蔣經國得以逐漸游離外儒內法的政治傳統(儘管這種游離未必是他的本意),逼出現實主義的政治思維,並在特定的歷史機遇下開啟民主化。

 

首先,即便「蔣家王朝」的給人觀感極差,但值得注意的是,太子身份不僅沒有給小蔣的政治生涯帶來什麼便利,還常常讓他陷入政鬥挫敗帶來的精神折磨之中。

 

導論和第一章談初出茅廬的小蔣,作者有一語令人印象深刻:「如以今日中國官場的標準而言,蔣經國實在是一個混得極窩囊的『官二代』」(頁 25)。雖貴為太子,但在早年主事的幾項任務中,如 1945 年以所謂外交特派員身份與蘇聯交涉接收東北等事宜,1947 年三青團組黨夭折,以及出任政大教育長卻被本校學生抗議(頁 23-24),小蔣竟無一事可以遂願。又例如,國民黨內部開展「黨政革新運動」之時,在內戰的壓力下,CC 系(按:Central Club,中央俱樂部組織,國民黨三〇至五〇年代的主要派系)及黃埔/三青團等革新集團,不惜抨擊國民黨人事晉升制度的夙弊。[3]雖到底不傷害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法統」,但形勢比人強,在蔣中正的地位面臨衝擊時,太子的身份反而成為蔣經國抗衡 CC 系等黨內老牌政客集團的一大障礙。

 

而且無論在贛南、東北還是上海,本書指出,大陸時期的蔣經國表現得更像是一個政壇愣頭青:心懷頗多宏圖大計,卻無法因應嚴峻的現實。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其來臺執政──儘管隨著權力交接,小蔣如期登上大位,但在日後的內外交困下,日記中的蔣經國始終未能給人無上至主的印象,反倒常大罵不聽話的下屬、政敵、美國人和中共。情緒之激動,暴露其內心自認並未掌握絕對權力而引發的緊張。讀者不妨放膽推測,若無血統優勢保障其順利接班領袖地位,加之確有幾分經世的才智(尤其是臺灣的民生建設),恐怕小蔣早已在殘酷的政鬥中黯然離場。
 

走向民主化:蔣經國心中,兩種矛盾政治性格的角力

筆者認為,蔣經國來臺以後的政治思維轉變,與其政治個性中的「帝王性格」不夠充分徹底有關。所謂帝王性格,即「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就連認錯權都要據為己有。自蘇聯歸國始,小蔣聽從父親安排再受儒家教育,仁政愛民的意識形態漸入骨髓,儒家政治思想從此成為其面對政治困境時的振奮劑。譬如在臺美斷交的危機時刻,痛苦萬分的小蔣以《孟子・梁惠王》篇的「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自勉,以求穩住陣腳(頁 270),可窺其「我」和「國」的內在聯繫。
 
然多數時間,蔣經國士大夫式的政治個性表現得更為突出──1960 年夏,還是「情報頭子」的小蔣總結多年以來的工作經驗,曾多言「尋求事實,分析事實」(頁 80-81);獨掌國府最高權力後,與美國人打交道更顯謹慎小心,其思維之現實、理性一仍其特務時期之舊。儘管深受理想主義的大框架制約,就算再怎麼「理性」也不免先入為主而釀成不少冤案,且常擺出「嚴父」姿態無端痛罵省籍菁英(頁 332),蔣經國身上的「我」和「國」終歸不像老蔣那樣完全緊密綑綁,把所有事的成敗都僅歸因於自身。[4]在六〇年代末,這種差異體現得甚為突出:
 

如將兩蔣父子一九六九年秋天的日記內容相互對照⋯⋯老蔣每天幾乎都在幻想如何與俄國人進行軍事與外交合作⋯⋯早日光復大陸,班師回朝;而同一時刻小蔣則把大多數的精力花在思索如何解決臺灣財經建設與社會民生的問題,此時他心中的強烈信念是:「要安定社會,先要安定經濟。」(頁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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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行政院長蔣經國,巡視臺南安平新港口開闢工程,並深入鹽村,巡視鹽場作業(Source: 國家文化資料庫

這種現實主義表面上令人眼前一亮,甚至比對岸的鄧小平明確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早了近十年,內在卻有重大限制──蔣經國與副手李國鼎(曾任財政部長兼經合會副主任委員)的衝突表明,老蔣那種唯「我」獨尊的父權陰魂始終縈繞在小蔣身上:
 
一九七六年秋天,財政部調漲民生用鹽價格,因事前未向行政院報備,向來對民生物價波動極為敏感的蔣經國,聞後大發雷霆,財政部從次長以下到糧鹽司長皆遭免職,李國鼎前往行政院找蔣理論,兩人發生嚴重爭吵⋯⋯(頁 401)
「落難太子」蔣經國,是白色恐怖劊子手?還是臺灣現代化推手?──《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03
李國鼎(Source: Wikimedia / public domain)

 

合而觀之,蔣經國考慮問題遠比蔣中正複雜得多,以致在國內外紛繁交錯的權力關係面前,對人事的反省常令小蔣呈現「我」和「國」的反復糾纏,已生脫離老蔣框架的跡象。
 
儒家政治理想常被解讀為對專制獨裁的粉飾,這點在蔣中正身上確實如此。但在蔣經國身上卻已有微妙區別。從小蔣對李光耀的私人評價中,讀者不難進一步體認他儒家有餘而法家不足,專斷有餘但不夠專制的政治個性:
 

三天來與李某相處,發覺其為一利害人物,不過如此而已,此人之政治生命似乎不會太長,非善類之人也。

李光耀之名,聞之已久,此次彼來臺作私人訪問,彼此見面談話多次,發現其為一非常現實的政客,並無政治理想,不過善於運用各種矛盾以求自保而已(頁 315)。

儘管這只是第一印象(後來對李的印象有所改觀),但看看今日在中美之間大玩平衡戰略的新加坡,讀者不難震驚於小蔣識人的一針見血。從前文提到的儒家政治思想脈絡出發,所謂「政治理想」在小蔣身上初步可理解為民生福祉;然而小蔣洞悉李光耀在新加坡立國初期,先聯共再反共的變化(頁 315-317),反共保臺的緊迫性才是他更本質的出發點。不過不同於老蔣,小蔣並未經歷在黨內將自身絕對權威化的過程,[5]其地位的合法性多取自其父。所以一旦蔣中正逝世,「反共保臺」便難免從國民黨欲灌輸給人民的意識形態,逐步化為對臺灣整體的現實主義考量(頁 391)。
 

受制於夾在家天下和黨天下之間的現實,小蔣悄然顛倒了個人權力和「政治理想」的關係:不是用「政治理想」去實現無上的個人權力;反之,由於個人權力相對處在下風,而且會因生命的終結而消逝,所以只好在剩下的時間裏盡全力實現內心十分強烈的「政治理想」,為他在挫敗後提供繼續前進的動力。因此不難想像,「政治理想」可以令他的「特務性格」在五〇年代親自操刀白色恐怖時如此堅決,殺起人來毫不手軟;也可以令他在面對國際形勢轉向的壓力時,又變得如此現實主義,走向民主化。

 

臺美關係:反映兩蔣對臺灣的理想日趨分歧

蔣經國和美國人的複雜關係作為當代臺灣發展的重要一環,亦是理解其變化的重要線索。黃克武教授對此已有歸納,[6]筆者則想從兩蔣在臺美關係上的差異稍作引申。
 
相較老蔣,小蔣以太子身份接班後,拿到的卻是一手不能再更爛的「爛牌」,堪稱「落難」,這點從本書幾乎過半篇幅涉及臺美關係可以看出。筆者最感興趣的是小蔣與美國人互動下的權力關係:美國人經常對小蔣百般誤解,起初僅以其早年留學蘇聯、娶俄女為妻,便草率判定其「親共」,亦常阻撓小蔣的各種政治計畫,限制他的權力。這雖令小蔣極其惱怒痛苦,但也讓他事後對形勢多了幾分難得的冷靜,思考如何「用人而不被用」,不被美國人牽著鼻子走。往日學者總空前突出臺美關係中臺灣被動的一面,然而其間蔣經國對外交關係逐漸成熟的自覺性,其實頗值得史家注意:本書指出,這點在六〇年代兩蔣父子與美國人關於反攻大陸的一系列交涉中,尤為明顯。
 

六〇年代大陸深陷內亂,困守臺灣的兩蔣父子嗅到反攻大陸、改變國共分治格局的契機──此乃國府播遷臺灣後,始終縈繞兩蔣父子心頭的第一要事。然而與美國人的周旋,卻讓兩蔣反攻的「理想」漸生分歧,頗叫人玩味。

 

「落難太子」蔣經國,是白色恐怖劊子手?還是臺灣現代化推手?──《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04
1963 年 9 月 11 日,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蔣經國於白宮會晤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Source: Wikimedia / public domain)

 

彼時美國人深陷越戰泥沼,當然不同意兩蔣父子貿然重啓戰端。一來一回,表面上小蔣僅充當馬前卒,在美國人面前傳達其父的意志(頁 112)。然而每次和美國人打照面的都是小蔣,對美國人的心態顯然比老蔣有更深切的體認。推銷反攻大陸愈挫敗,蔣經國愈「不得不提高對美國人的警覺」(頁 115)。所以當形勢突變,蘇聯向思鄉心切、至死仍痴迷於重回「中國之王」寶座的老蔣拋出橄欖枝時,小蔣卻認為「當敵人以利誘之之際,吾人應格外小心謹慎」,要先能立於「不敗之地」(頁 174-175、頁 185)。稍作延伸,不難斷定「不敗之地」即指臺灣,即小蔣夾在美蘇之間,再次深化了對臺灣的現實主義認識。
 

 

「落難太子」的轉變,是臺灣和世界歷史的啟示

本書深度還原了一個堪稱「落難太子」的蔣經國因應世變,逐步從父權式專制向民主政治過渡的全過程:正因「落難」,所以不僅無法恃權跋扈,還必須謹小慎微,不得不對各色人等、各種事物都要有所見識和把握──這種現實主義的政治思維,無意間增強了小蔣向周圍人、事學習的興趣(頁 395-396),從而拓寬其思考問題的視野。可見所謂「史達林+包青天」(王作榮語)的概括看似精準,實則完全無視蔣經國本人和當代臺灣的歷史獨特性。
 
但必須提請讀者注意,囿於史料選擇、作者的國際關係史專長等原因,本書僅用了第八、九共兩章的篇幅,談及蔣經國決策對臺灣本土社會的正、負面影響,白色恐怖等問題則談得非常籠統,可知其問題意識有所侷限。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僅憑小蔣的一面之詞就過分高估其歷史地位,更切忌道德化這種夾雜歷史偶然性的現實主義。
 
不過,本書的確指出繼《蔣中正日記》之後,《蔣經國日記》在未來學術研究中可能的重要影響。在人生後半程,壓力重重的蔣經國不斷掙扎求生,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政治理想」的大課題下,他身上活躍著各種異質因素:中國的、西方的、臺灣的、大陸的、蘇聯的、美國的、古代的、現代的⋯⋯。如果將這些因素的交織,理解為各種意識形態的權力鬥爭,不難發現沒有一項可以永久獨佔上風以統馭其他。這些進展很難套用現成的政治思想光譜解釋,不少部分早已被今日的價值觀拋棄;然而,從反思歷史的角度出發,我們卻不能僅因小蔣「屬於過去」,而輕易忽視其中的深刻變化帶給歷史的啟示,壓抑晦暗不明的面向。
 
當我們把小蔣的歷史偶然性放在更廣闊的地緣政治空間、更長程的政治制度發展中觀察,蔣氏的現實主義臺灣觀一方面十分在地,同時又與世界各地在五〇年代以後的政治轉型緊密相連,塑造了蘊含多重視野的連結歷史(connected history),完全可以為讀者理解 20 世紀東、西方政治文化的碰撞與交融提供新進路。惟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方才有機會在美蘇冷戰的歷史偶然性之外,為日後討論蔣經國出現的歷史必然性打開空間,繼而更客觀地看待他的功過。所有關心當代臺灣政治史、兩岸關係問題乃至現代中國政治的讀者均不應錯過此書。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碩士)
 


 

[1]「他的日記中可能存在隱晦、避重就輕甚至撒謊的情況。⋯⋯如果說一個人連續 43 年天天寫日記欺騙自己,這也是不合理的。⋯⋯日記只能作為材料之一,必須參照其他各方的檔案資料。」林孝庭,〈最新公開的蔣經國日記,為歷史研究帶來哪些新線索〉,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912494

[2]黃克武,〈林孝庭 《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書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21 年 12 月,頁 142-143。

[3]王奇生,〈派系、代際衝突與體制內的自省——以 1944 至 1947 年國民黨黨政革新運動為視點〉,《劃時代的歷史轉折——「1949 年的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191-202。

[4]「正因他(蔣中正)以自己為治國平天下之樞紐,所以只要自己的道德問題解決了,許多事情也會迎刃而解。」王汎森,〈宋明理學與近代政治行動〉,《思想史 10:近代政治思想與行動》,新北:聯經,2021 年 10 月,頁 25-26。

[5]金以林對蔣中正確立「最高領袖」地位的過程有專門研究。與蔣中正白手起家式的政壇廝殺(尤其是軍功)相比,在蔣經國的權力之路中,純粹靠自己的手腕拼來的東西實在不多,這讓蔣經國的權威性體現得遠遠不如其父紮實。參考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的確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頁 62-68。

[6]同註 2,頁 139。黃文總結的主要是蔣經國與美國政府、情報機關等人員的互動。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bookcover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
1949-1988年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縮影。

2020年2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正式對外界公開蔣經國私人日記,這是繼2006年蔣介石日記開放後,另一件引起全球華人社會與學術界矚目的盛事。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中華民國總統任內離世後,三十多年來,其歷史地位與評價仁智互見,也引發不少討論。本書作者林孝庭以大量中、英文檔案史料為研究基礎,包括蔣經國日記的新材料與台、美、日、英新解密檔案,揭示1970年代起,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國府失去代表「中國」的正統地位後,台灣從威權統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曲折進程。
文章資訊
作者 朱遠思
刊登日期 2022-03-27

文章分類 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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