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的中國政治舞臺湧現眾多黨派，各黨的情勢起伏頗大，且常常跨越地理界限，為政治而付出的人命代價往往是輿論和學術的爭議焦點。評價這一時期的政治人物時，如何理性還原政治行動背後糾葛的黨派、族裔和國家等意識形態，相當考驗識者；其中，對於蔣經國的歷史評價，就是一大疑難。
蔣經國身兼多重而矛盾的身份：他是蔣中正長子，蔣家王朝的接班人，卻又被譽為 「臺灣現代化的推手」（陶涵語）；早年留學蘇聯深受社會主義熏陶，晚年卻整天跟民主美國打交道，並最終選擇民主化……。作為臺灣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複雜的背景理應值得被後人認識。然過去七十年來，歷史中的蔣經國始終屈於更「高大」的蔣中正後面──受島內政治轉型以及美、中、臺三邊關係變化影響，蔣經國的多重身份難以契合任何一邊主流政治的期待，故其歷史意義較少得到嚴肅研究者的重視；加之第一手史料尚未完整披露，歷史地研究蔣經國仍待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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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終於正式對外開放蔣經國日記。這批日記肇自 1937 年 5 月蔣從蘇聯歸國，止於 1979 年 12 月底：除了記錄蔣經國的個人生活，還涉及 20 世紀中後期多項重大歷史事件。透過這些材料，《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一書剖析臺灣在七〇年代自威權統治過渡至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儘管本書作者林孝庭研究員指出，蔣經國日記未必完全與其個人內心的真實想法重合，[1]但這些紀錄卻一定程度地折射出小蔣在國內外各種矛盾（臺－美、國－共、黨內－黨外）壓力下的真實感受，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本書在新出史料的基礎上做出嘗試，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相當有張力的蔣經國，值得引起關注。
保障接班地位，卻折磨著蔣經國的「太子」身份
蔣經國留給史學界的最大難題，莫過於解釋他如何從來臺初期的「情報頭子」轉變為「民主先驅」，又該如何評價這一轉變。針對本書在此問題上的創見，學界已有最新評說。[2]筆者則觀察到，本書重建的蔣經國可用「落難太子」來形容：「太子」身份承襲自其父蔣中正，是深厚積澱的政治傳統在現代環境中的殘留和變異；然而頂著「太子」頭銜的蔣經國有著相當積極進取的政治個性，與其所面對的嚴酷的政治現實形成強烈張力。正是這種張力令蔣經國得以逐漸游離外儒內法的政治傳統（儘管這種游離未必是他的本意），逼出現實主義的政治思維，並在特定的歷史機遇下開啟民主化。
首先，即便「蔣家王朝」的給人觀感極差，但值得注意的是，太子身份不僅沒有給小蔣的政治生涯帶來什麼便利，還常常讓他陷入政鬥挫敗帶來的精神折磨之中。
導論和第一章談初出茅廬的小蔣，作者有一語令人印象深刻：「如以今日中國官場的標準而言，蔣經國實在是一個混得極窩囊的『官二代』」（頁 25）。雖貴為太子，但在早年主事的幾項任務中，如 1945 年以所謂外交特派員身份與蘇聯交涉接收東北等事宜，1947 年三青團組黨夭折，以及出任政大教育長卻被本校學生抗議（頁 23-24），小蔣竟無一事可以遂願。又例如，國民黨內部開展「黨政革新運動」之時，在內戰的壓力下，CC 系（按：Central Club，中央俱樂部組織，國民黨三〇至五〇年代的主要派系）及黃埔／三青團等革新集團，不惜抨擊國民黨人事晉升制度的夙弊。[3]雖到底不傷害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法統」，但形勢比人強，在蔣中正的地位面臨衝擊時，太子的身份反而成為蔣經國抗衡 CC 系等黨內老牌政客集團的一大障礙。
而且無論在贛南、東北還是上海，本書指出，大陸時期的蔣經國表現得更像是一個政壇愣頭青：心懷頗多宏圖大計，卻無法因應嚴峻的現實。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其來臺執政──儘管隨著權力交接，小蔣如期登上大位，但在日後的內外交困下，日記中的蔣經國始終未能給人無上至主的印象，反倒常大罵不聽話的下屬、政敵、美國人和中共。情緒之激動，暴露其內心自認並未掌握絕對權力而引發的緊張。讀者不妨放膽推測，若無血統優勢保障其順利接班領袖地位，加之確有幾分經世的才智（尤其是臺灣的民生建設），恐怕小蔣早已在殘酷的政鬥中黯然離場。
走向民主化：蔣經國心中，兩種矛盾政治性格的角力
筆者認為，蔣經國來臺以後的政治思維轉變，與其政治個性中的「帝王性格」不夠充分徹底有關。所謂帝王性格，即「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就連認錯權都要據為己有。自蘇聯歸國始，小蔣聽從父親安排再受儒家教育，仁政愛民的意識形態漸入骨髓，儒家政治思想從此成為其面對政治困境時的振奮劑。譬如在臺美斷交的危機時刻，痛苦萬分的小蔣以《孟子・梁惠王》篇的「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自勉，以求穩住陣腳（頁 270），可窺其「我」和「國」的內在聯繫。
然多數時間，蔣經國士大夫式的政治個性表現得更為突出──1960 年夏，還是「情報頭子」的小蔣總結多年以來的工作經驗，曾多言「尋求事實，分析事實」（頁 80-81）；獨掌國府最高權力後，與美國人打交道更顯謹慎小心，其思維之現實、理性一仍其特務時期之舊。儘管深受理想主義的大框架制約，就算再怎麼「理性」也不免先入為主而釀成不少冤案，且常擺出「嚴父」姿態無端痛罵省籍菁英（頁 332），蔣經國身上的「我」和「國」終歸不像老蔣那樣完全緊密綑綁，把所有事的成敗都僅歸因於自身。[4]在六〇年代末，這種差異體現得甚為突出：
這種現實主義表面上令人眼前一亮，甚至比對岸的鄧小平明確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早了近十年，內在卻有重大限制──蔣經國與副手李國鼎（曾任財政部長兼經合會副主任委員）的衝突表明，老蔣那種唯「我」獨尊的父權陰魂始終縈繞在小蔣身上：
合而觀之，蔣經國考慮問題遠比蔣中正複雜得多，以致在國內外紛繁交錯的權力關係面前，對人事的反省常令小蔣呈現「我」和「國」的反復糾纏，已生脫離老蔣框架的跡象。
儒家政治理想常被解讀為對專制獨裁的粉飾，這點在蔣中正身上確實如此。但在蔣經國身上卻已有微妙區別。從小蔣對李光耀的私人評價中，讀者不難進一步體認他儒家有餘而法家不足，專斷有餘但不夠專制的政治個性：
李光耀之名，聞之已久，此次彼來臺作私人訪問，彼此見面談話多次，發現其為一非常現實的政客，並無政治理想，不過善於運用各種矛盾以求自保而已（頁 315）。
儘管這只是第一印象（後來對李的印象有所改觀），但看看今日在中美之間大玩平衡戰略的新加坡，讀者不難震驚於小蔣識人的一針見血。從前文提到的儒家政治思想脈絡出發，所謂「政治理想」在小蔣身上初步可理解為民生福祉；然而小蔣洞悉李光耀在新加坡立國初期，先聯共再反共的變化（頁 315-317），反共保臺的緊迫性才是他更本質的出發點。不過不同於老蔣，小蔣並未經歷在黨內將自身絕對權威化的過程，[5]其地位的合法性多取自其父。所以一旦蔣中正逝世，「反共保臺」便難免從國民黨欲灌輸給人民的意識形態，逐步化為對臺灣整體的現實主義考量（頁 391）。
受制於夾在家天下和黨天下之間的現實，小蔣悄然顛倒了個人權力和「政治理想」的關係：不是用「政治理想」去實現無上的個人權力；反之，由於個人權力相對處在下風，而且會因生命的終結而消逝，所以只好在剩下的時間裏盡全力實現內心十分強烈的「政治理想」，為他在挫敗後提供繼續前進的動力。因此不難想像，「政治理想」可以令他的「特務性格」在五〇年代親自操刀白色恐怖時如此堅決，殺起人來毫不手軟；也可以令他在面對國際形勢轉向的壓力時，又變得如此現實主義，走向民主化。
臺美關係：反映兩蔣對臺灣的理想日趨分歧
蔣經國和美國人的複雜關係作為當代臺灣發展的重要一環，亦是理解其變化的重要線索。黃克武教授對此已有歸納，[6]筆者則想從兩蔣在臺美關係上的差異稍作引申。
相較老蔣，小蔣以太子身份接班後，拿到的卻是一手不能再更爛的「爛牌」，堪稱「落難」，這點從本書幾乎過半篇幅涉及臺美關係可以看出。筆者最感興趣的是小蔣與美國人互動下的權力關係：美國人經常對小蔣百般誤解，起初僅以其早年留學蘇聯、娶俄女為妻，便草率判定其「親共」，亦常阻撓小蔣的各種政治計畫，限制他的權力。這雖令小蔣極其惱怒痛苦，但也讓他事後對形勢多了幾分難得的冷靜，思考如何「用人而不被用」，不被美國人牽著鼻子走。往日學者總空前突出臺美關係中臺灣被動的一面，然而其間蔣經國對外交關係逐漸成熟的自覺性，其實頗值得史家注意：本書指出，這點在六〇年代兩蔣父子與美國人關於反攻大陸的一系列交涉中，尤為明顯。
六〇年代大陸深陷內亂，困守臺灣的兩蔣父子嗅到反攻大陸、改變國共分治格局的契機──此乃國府播遷臺灣後，始終縈繞兩蔣父子心頭的第一要事。然而與美國人的周旋，卻讓兩蔣反攻的「理想」漸生分歧，頗叫人玩味。
彼時美國人深陷越戰泥沼，當然不同意兩蔣父子貿然重啓戰端。一來一回，表面上小蔣僅充當馬前卒，在美國人面前傳達其父的意志（頁 112）。然而每次和美國人打照面的都是小蔣，對美國人的心態顯然比老蔣有更深切的體認。推銷反攻大陸愈挫敗，蔣經國愈「不得不提高對美國人的警覺」（頁 115）。所以當形勢突變，蘇聯向思鄉心切、至死仍痴迷於重回「中國之王」寶座的老蔣拋出橄欖枝時，小蔣卻認為「當敵人以利誘之之際，吾人應格外小心謹慎」，要先能立於「不敗之地」（頁 174-175、頁 185）。稍作延伸，不難斷定「不敗之地」即指臺灣，即小蔣夾在美蘇之間，再次深化了對臺灣的現實主義認識。
「落難太子」的轉變，是臺灣和世界歷史的啟示
本書深度還原了一個堪稱「落難太子」的蔣經國因應世變，逐步從父權式專制向民主政治過渡的全過程：正因「落難」，所以不僅無法恃權跋扈，還必須謹小慎微，不得不對各色人等、各種事物都要有所見識和把握──這種現實主義的政治思維，無意間增強了小蔣向周圍人、事學習的興趣（頁 395-396），從而拓寬其思考問題的視野。可見所謂「史達林＋包青天」（王作榮語）的概括看似精準，實則完全無視蔣經國本人和當代臺灣的歷史獨特性。
但必須提請讀者注意，囿於史料選擇、作者的國際關係史專長等原因，本書僅用了第八、九共兩章的篇幅，談及蔣經國決策對臺灣本土社會的正、負面影響，白色恐怖等問題則談得非常籠統，可知其問題意識有所侷限。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僅憑小蔣的一面之詞就過分高估其歷史地位，更切忌道德化這種夾雜歷史偶然性的現實主義。
不過，本書的確指出繼《蔣中正日記》之後，《蔣經國日記》在未來學術研究中可能的重要影響。在人生後半程，壓力重重的蔣經國不斷掙扎求生，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政治理想」的大課題下，他身上活躍著各種異質因素：中國的、西方的、臺灣的、大陸的、蘇聯的、美國的、古代的、現代的⋯⋯。如果將這些因素的交織，理解為各種意識形態的權力鬥爭，不難發現沒有一項可以永久獨佔上風以統馭其他。這些進展很難套用現成的政治思想光譜解釋，不少部分早已被今日的價值觀拋棄；然而，從反思歷史的角度出發，我們卻不能僅因小蔣「屬於過去」，而輕易忽視其中的深刻變化帶給歷史的啟示，壓抑晦暗不明的面向。
當我們把小蔣的歷史偶然性放在更廣闊的地緣政治空間、更長程的政治制度發展中觀察，蔣氏的現實主義臺灣觀一方面十分在地，同時又與世界各地在五〇年代以後的政治轉型緊密相連，塑造了蘊含多重視野的連結歷史（connected history），完全可以為讀者理解 20 世紀東、西方政治文化的碰撞與交融提供新進路。惟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方才有機會在美蘇冷戰的歷史偶然性之外，為日後討論蔣經國出現的歷史必然性打開空間，繼而更客觀地看待他的功過。所有關心當代臺灣政治史、兩岸關係問題乃至現代中國政治的讀者均不應錯過此書。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碩士）
[1]「他的日記中可能存在隱晦、避重就輕甚至撒謊的情況。⋯⋯如果說一個人連續 43 年天天寫日記欺騙自己，這也是不合理的。⋯⋯日記只能作為材料之一，必須參照其他各方的檔案資料。」林孝庭，〈最新公開的蔣經國日記，為歷史研究帶來哪些新線索〉，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912494。
[2]黃克武，〈林孝庭 《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書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21 年 12 月，頁 142-143。
[3]王奇生，〈派系、代際衝突與體制內的自省——以 1944 至 1947 年國民黨黨政革新運動為視點〉，《劃時代的歷史轉折——「1949 年的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191-202。
[4]「正因他（蔣中正）以自己為治國平天下之樞紐，所以只要自己的道德問題解決了，許多事情也會迎刃而解。」王汎森，〈宋明理學與近代政治行動〉，《思想史 10：近代政治思想與行動》，新北：聯經，2021 年 10 月，頁 25-26。
[5]金以林對蔣中正確立「最高領袖」地位的過程有專門研究。與蔣中正白手起家式的政壇廝殺（尤其是軍功）相比，在蔣經國的權力之路中，純粹靠自己的手腕拼來的東西實在不多，這讓蔣經國的權威性體現得遠遠不如其父紮實。參考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的確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頁 62-68。
[6]同註 2，頁 139。黃文總結的主要是蔣經國與美國政府、情報機關等人員的互動。
2020年2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正式對外界公開蔣經國私人日記，這是繼2006年蔣介石日記開放後，另一件引起全球華人社會與學術界矚目的盛事。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中華民國總統任內離世後，三十多年來，其歷史地位與評價仁智互見，也引發不少討論。本書作者林孝庭以大量中、英文檔案史料為研究基礎，包括蔣經國日記的新材料與台、美、日、英新解密檔案，揭示1970年代起，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國府失去代表「中國」的正統地位後，台灣從威權統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曲折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