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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您幾部作品都是歷史傳記的形式。傳記在當代的歷史學界並非主流，但有許多讀者，仍然熱愛閱讀傳記。在您看來，傳記作為一種敘述歷史的文類，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它的長處何在？
張戎：我喜歡寫傳記。傳記有歷史，但主要是人物，而人物是我最感興趣的。人物賦予歷史血和肉，把歷史變成活生生的東西，使讀者在喜怒哀樂中了解歷史。這就是為什麽讀者熱愛閲讀傳記。
故事：您有什麼特別喜愛的傳記作家，或者傳記作品嗎？您個人在寫作傳記上，又有什麼特別的技巧或心得嗎？
張戎： 我喜愛的作家包括英國作家 J. R. Ackerley (1896 –1967)，他的家庭故事《My Father and Myself 》 好極了，我很久以前看過，最近又看了一遍，一邊看一邊希望書不要完。他並不刻意寫歷史，但歷史滲透著每一頁。他寫到自己和家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經歷，那場大戰就在我的腦子裏活了起來，讓我覺得身臨其境。他的其他自傳也都十分精彩，讓人回味無窮。
美國劇作家 Tennessee Williams（田納西·威廉斯）的回憶錄 《Tennessee Williams Memoirs》 我看時也是希望它長一點，文筆非常美。
我寫自傳或傳記，感到最重要的是真實，是與讀者坦誠相見。任何顧慮，任何患得患失的心理障礙，都要排除，不如此寫不出好書來。我的兩位傳主 – 毛澤東和慈禧 – 是政治人物，人們對他們已經有很深的先入為主的看法、説法。我的研究使我有新發現、新見解，毫無疑問會引起爭論、或受到攻擊、甚至遇到更大的麻煩。對這一切我都有心理準備。我奉行的宗旨是四個字：秉筆直書。
另外還有四個字：言必有據。「據」是史料。胡適先生說得好：「科學精神便是尊重事實，尋找證據，證據走向哪兒去，我們就跟到哪兒去。」我和我的先生喬．哈利戴合著的毛傳，耗費我們兩人整整十二年時間，大部分時間就是花在搜集史料上。寫慈禧傳，史料收集容易一點，花了我六年多時間。
對寫作技巧，我追求的境界，是「達意而已」。
故事：您為了寫作此書，曾經特別在檔案館查閱大量資料，能否與我們分享這方面的經驗？
張戎：慈禧傳使用大量史料，首先得感謝史學界學者。他們把塵封文獻整理成書，一套套出版；或者把精心考證的史實發表在學術專著、論文中；有些關鍵檔案如「上諭檔」，還上了網，可以下載。我要感謝他們的鋪路。
我本人很喜歡在檔案館查資料，那一張張因時代久遠而發黃的紙片，總是令我激動。在英國皇家檔案館翻看維多利亞女王日記等原始資料時，覺得興奮不已。如今為了保護文獻，各檔案舘都在逐步實行膠片化，英國國家檔案館的外交文件大多是微型膠卷。看起來眼睛特別吃力，有次我在那裏查閲整天，出來後劇烈嘔吐。
我去過的檔案館的工作人員都熱情友善，有的還成了朋友。美國國家博物館的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 Gallery 是全世界唯一藏有慈禧照片原始底版的地方。這些照片是 1903 年照的，那時慈禧年近 70 歲，而通常見到的照片上，她看去只有四十來歲。人們一般認為慈禧看去年輕，是因為她善於保養。我跟檔案部主任 David Hogge 一道研究發現，原來照片獻給慈禧前，照相師先做了「整容」！
故事：在寫作《慈禧》一書的過程中，是否有哪一份材料，令你特別驚訝？
張戎：令我驚訝的東西不少，比如慈禧執政時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財政收入從清朝一般的四千萬兩銀子增長到 1908 年的二億三千五百萬兩銀子，翻了近六倍。
故事：如果有人看了您的書後，想要更進一步了解清末的歷史，你會推薦哪一部作品？
張戎：我想向讀者推薦幾位使我獲益匪淺的學者。他們都是熟透史料的專家，文筆也很好，看他們的著作既得到大量史實，也是莫大樂趣。他們是：茅海建教授、孔祥吉教授、王道成教授、楊天石教授。馬忠文先生的作品給人啟迪。臺灣的雷家聖先生講戊戌變法的論文，見解獨到，不可不讀。我要強調一下，我的不少解讀，可能跟他們不同。沒關係，有了史料，讀者可以做自己的解讀，也是一件快事。
故事：英文版的《慈禧》出版後，引起不少迴響，也有多位學者撰寫書評。您能否談談本書在英語世界的反應，還有您對書評有何回應嗎？跟您本來的預期相近嗎？
張戎：在當代英語學術界，可能是因為語言問題吧，專門研究慈禧、研究她那個時代的人很少。佼佼者鳳毛麟角，其中有為《紐約時報》寫本書書評的 Orville Schell （夏偉）。衆多的書評中，有讚揚，也有批評。有的批評者並沒有接觸過什麼史料，從前在自己的作品中照搬過「慈禧頑固邪惡」的成見，如今一味堅持。對於書評会怎麼說，我從來不「預期」，我只管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寫好一本書。
故事：十九世紀世界上出現了好幾位女性政治人物，比如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韓國的閔妃（明成皇后），慈禧也曾被比做歷史其他的女性統治者，您怎麼看待這些歷史上的女性政治領袖？慈禧的特點又在哪裡？她的一生對於當代的女性政治人物，又有什麼啟發或啟示嗎？
張戎：我不太了解閔妃，但對維多利亞女王，由於在英國皇家檔案館中查檔，對她順帶有了一些了解。我相當吃驚地看到，她對大政方針關注細密，有見解，有指示。義和團事件期間，每天她都收到、發出大量電報；助手把報上的報道一一剪下來，貼在一疊疊紙上，供她參考。她給當時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寫了許多信，有一封關心地詢問英國使節的安全，商量是否撤回使館人員。她說：「一旦哪位公使被害，開戰將不可避免。」慈禧明白這一點，所以在德國公使被槍殺的第二天頒發宣戰詔書，對進攻的國家宣戰。她不宣戰八國聯軍也會打進北京。
慈禧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特點是，她從來沒有天然的「合法」權力。維多利亞女王能正大光明地做君主，而她只能在小皇帝的寶座後面「垂簾聽政」。這使得慈禧總是需要以政績去爭取認可。我認為，這是她取得「同光中興」等一系列成就的因素之一，也有助於形成她對反對派寬容、盡可能少樹敵、努力尋求共識的統治風格。
我寫歷史，沒有想著影射今天，也不刻意去想我的書應該給人什麽啟迪。啟示只能由讀者（當代女性政治人物也在內）自己發現。我希望「啟示」一類東西在我的書中，會像「水中鹽，蜜中花，體匿性存，無痕有味」（錢鍾書先生語）。
故事：您在作品中，屢次強調慈禧對於外在世界的好奇。您個人旅居海外的經驗，是否也影響您對慈禧的評價？
張戎：我個人於 1978 年從封閉的、中世紀般的中國大陸去英國，深深體會到一個全新天地的強烈吸引力。在描寫我家祖孫三代的《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一書中，我寫道，當時「一心想擁抱世界」 。因此，慈禧對外部世界的好奇，我深有同感。早在 1860 年代，慈禧就派人出國，使者們向她詳細報告西方的情況，包括女人在西方所受的待遇。身處女人無地位的舊中國，慈禧對西方不可能不產生興趣，甚至心嚮往之。這是她打開國門、讓中國人走向世界的一大動力。我本人的經歷有助於理解這一心理因素。
故事：慈禧一生做了很多事，在您看來，她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
張戎：打開中國的大門，把一個中世紀的國家帶入現代。別忘了萬事起頭難，而中國現代化，起頭的是慈禧。
故事：您在書中除了為慈禧的貢獻辯護外，對於其他人物也有與一般不同的描述，比如康有為。您怎麼看待康有為等人在清末的地位？
張戎：康有為毫無疑問是個極其精明的、傑出的改革者。但中國改革並不是他最先提出的。在他之前，中國現代化進程，早已在 1861 年慈禧執政後開始，而且取得了巨大進展。三十多年後的 1898 年戊戌變法，也不是他發動的。 6 月 11 日，光緒在頤和園住了兩天後，回來向軍機大臣宣布慈禧諭旨。據翁同龢日記，「上奉慈諭」（即皇上奉皇太后之命），實行變法。翁同龢根據慈禧懿旨，擬定了以光緒名義頒發的〈明定國是詔〉，揭開了戊戌變法的大幕。光緒是傳話人，發動戊戌變法的是慈禧。
康有為是變法的積極推動者。慈禧並沒有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阻撓他搞改革。實際上，慈禧賞識康有為，提拔康有為。但她的底綫，是不把最高權力讓給康有為。而最高權力，正是康有為所追求的。康與慈禧之爭，是權力之爭。最後康有為行動起來要謀殺慈禧以奪權，這是戊戌變法停下來的原因。
如果康有為奪了權，會在中國實行西方式的君主立憲嗎？我認為不會。戊戌變法時期，康的政治主張中，沒有立憲、議會。他那時說：議會只適合西方，「中國不可行也。」中國人像一幫小孩：「君猶父也，民猶子也，中國之民，皆如童幼嬰孩」，必須「由父母專主之」。
我認為，康的思想傾向是專制的。比如，他受任辦《官報》後，不僅要求皇上規定全國大小官員和學生「一律購閲」他辦的報紙，而且要求「各省民間所立之報館言論」，「皆令先送官報局，責令梁啟超悉心稽核……有非違不實，并令糾禁。」也就是要由梁來做全國新聞檢查總署署長，把他認為不妥的文章都禁掉。
故事：您的下一個寫作計畫是什麼？
張戎：我在等待靈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