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爭霸？萬惡美帝？關於二戰與冷戰，歷史學家們爭論的三大論點

二戰背景：綏靖無用，德國入侵波蘭

1933 年，在經濟大蕭條的德國，希特勒率領的納粹黨獲得了政權；之後他們重整軍備，否定凡爾賽體系。另一方面，在亞洲， 1931 年日本掀起了九一八事變，動搖了華盛頓體系。此外，在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西班牙內戰、中日戰爭等軍事活動頻仍的狀況下，日德義形成了軸心國。

面對軸心國的崛起，蘇聯採取人民陣線戰術，決定和自由主義勢力與社會民主主義勢力聯手，力圖集結反軸心國。但英法兩政府以慕尼黑會議為代表，還是採取綏靖（appeasement）態度。綏靖是一種接受軸心國要求以避戰的政策，最廣為人知的代表是慕尼黑會議（ 1938 年），當時希特勒要求割讓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給德國，而英國和法國為了迴避對德戰爭，遂加以接受。
  然而， 1939 年德國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後，便對波蘭發動攻擊；為了支援波蘭，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於焉爆發。德國和蘇聯共同壓制波蘭後，在 1940 年迫使法國投降。接下來，德國一方面持續攻擊英國，另一方面於 1941 年再度入侵蘇聯，擴張對東方的統治。面對這種狀況，美國不斷強化對英支援，但與此並行，日美間的對立也益發嚴峻。 1941 年日本攻擊珍珠港，對美宣戰，德國也基於和日本的同盟對美宣戰，戰事於是擴展為全世界規模。
 

開戰不只出於希特勒一個人的意志？

關於二戰爆發的原因，第一派論點強調「德國外交的連續性」：《凡爾賽條約》締結之後，因為要求德國賠償巨額款項與奉行民族自決原則，結果導致讓戰爭出現再度爆發的可能。有一派研究潮流提出這樣的理解，企圖將二次大戰爆發的原因，歸咎於納粹體制之外的因素。在這當中所謂的「德國外交連續論」認為，涉足東南歐、乃至於稱霸全歐洲這種第二帝國以來的德意志傳統，是兩次大戰共通的目的；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所以德國才會向英國開戰。另一方面，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各研究則將兩次大戰概括解釋為「帝國主義間的抗爭」。

和以上強調德國外交連續性的潮流不同，另一種研究潮流則強調希特勒與納粹體制的重要性。大戰爆發是否是希特勒一開始就有的計畫，在 1960 年代以降引發了所謂的泰勒論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1961年）一書中，泰勒（A. J. P. Taylor）認為希特勒當初並沒有戰爭計畫，而是視情況臨機對應，結果走到了戰爭這一步。另一方面，崔佛—羅珀對泰勒的說法提出異議，在《希特勒的作戰指令書》（1964年）中，他主張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是基於希特勒的計畫在執行。
  不過，泰勒論戰的參加者有個共通的視角，那就是把希特勒的言行定位為戰爭的核心原因。另外也有一種研究不把希特勒個人視為主導角色；納粹體制下的全體德國社會、軍方與官僚組織，才是將德國導向戰爭的主因。
 

共產集團、經濟蕭條、破碎的國際秩序

和以上這些把德國行動看成大戰主因的研究相對照，第二派論點關注 1930 年代軸心國急遽強化軍事力，所帶來的國際秩序不穩定化。這些研究把民主主義各國對於增強軍備的遲疑，看成軸心國崛起的原因之一，從而指出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的脆弱性。

在一連串軍事行動中形成的軸心國，實際狀態絕非穩固或團結，但他們的反民主、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力，在經濟大蕭條催化下擴散到世界各地。與之對抗、由蘇聯主導的人民陣線雖然聚集了一定支持，但民主主義陣營對共產主義的不信任仍根深柢固。這些研究指出，在這種清晰可見、因意識形態所造成的國際社會分裂下，讓以協調為手段的秩序維持變得益發困難。

可在此同時，當時的國際社會未必就只受意識形態所制約。除了意識形態外，國際聯盟的隱憂、經濟大蕭條下的經濟關係、各國國內政治狀況與領導者性格等多樣問題，都可以列舉為國際秩序的不穩定化因素。

此外，也有研究開始重新審視被視為引發大戰主因、備受批判的綏靖政策。他們認為反軸心陣營最終能夠勝利的遠因，就是綏靖政策拖延了戰事的爆發。
 

英國衰退，美國崛起促成二戰？

而第三種論點則關注所謂「從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到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英國衰退、霸權轉移到美國這點，也成為受注目的大戰原因之一。

事實上，在世界各地零星的小型軍事行動演變成世界大戰的過程中，美國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相對於德國把對美戰爭定位為「為了打贏英國的一種戰術」，美國則以阻止由軸心國主導形塑的國際秩序為目標。故此，美國從參戰前就制定了《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大規模援助英國與蘇聯，最後自己也投入與德國和日本的全面戰爭。
  同時，日美對立的背景也不是日美兩國間的問題，而是美國對持續發動軍事行動的軸心國整體抱持反感所致。對美國而言，二戰的爆發與世界規模的秩序重整，是密切相關的。若從這樣的視角來看，肇因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起持續的英德等歐洲大國間對立，於二戰結束後轉為被歐洲視為邊陲的美國與蘇聯對峙，成為全球國際問題的焦點，這個時代的到來絕非偶然。
 

冷戰：美蘇的互相對抗與各自結盟

而到了二次大戰之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取代疲敝的歐洲各國，獲得了國際政治的領導地位。美蘇雖在大戰期間並肩作戰，但在大戰末期到戰後初期，包括1. 蘇聯在大戰末期占領的中東歐地區成立衛星國，2. 美國擺出一副打算長期實質壟斷核武的姿態，3. 英美法蘇等國在分割德國的占領政策以及賠償方針上意見南轅北轍，4. 蘇聯將勢力伸向土耳其與伊朗，兩國在這些事項上產生明顯對立。

1947 年，美國政府發表《杜魯門宣言》，明確表態對抗蘇聯。 1947 年 3 月 12 日， 美國總統杜魯門在美國聯邦國會發表的演說內容。杜魯門提出一種極端善惡二元論的世界觀，要求聯邦議會打破平時不參與東半球政治的美國外交傳統，對土耳其和希臘提供援助。在這之後，美國對蘇聯展開的「圍堵」政策獲得了國民廣泛支持，形成一種「冷戰共識」。另一方面，這種善惡二元論也成了反共主義煽動者的白色恐怖運動（以主導此運動的參院議員為名，稱為「麥卡錫主義」）之基礎。
  同年，美國政府也開始透過馬歇爾計畫，切割德國西部以西的西歐和東歐，展開美國援助下的經濟復興。馬歇爾計畫正式名稱是歐洲復興計畫（ERP）。美國自 1948 年至 1951 年，提供了當時破天荒的 127 億美元援助，讓西歐的經濟復興步上軌道。美國在提出 ERP 時，雖然說不會拒絕援助蘇聯與東歐諸國，但正如美國的盤算，蘇聯與東歐諸國都拒絕了這個計畫，因此 ERP 其實最終確定了歐洲的東西分裂。

在此之外，美國也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簡稱 NATO），建構西歐的軍事防衛體系。北約以 1948 年締結《布魯塞爾條約》的英、法、荷、比、盧等國為基礎，後續於 1949 年 4 月再加上美、加、義等國，一共 12 個國家簽署《北大西洋公約》，組成了北約。北約是冷戰期間西方陣營最重要的跨國同盟，加盟國於冷戰末期擴大到 16 國。冷戰後依然存續，在擴大活動的同時也將舊東方陣營各國納入同盟，到了 2018 年已經有 29 個成員國。

相對於此，蘇聯一方面設立共產情報局（Cominform，正式名稱是「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強化對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支配。共產情報局是共產國際（第三國際，1919 年至 1943 年）的後繼團體，目的是讓蘇聯共產黨對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政黨進行指導與統御。蘇聯一方面組成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和華沙公約組織，制度化對東歐的統治。經濟互助委員會是 1949 年設立的東方陣營經濟互援組織，COMECON 是西方對它的通稱，當初是由蘇聯和東歐五國設立，後來蒙古、古巴、越南等國也加入。雖然致力於國際分工，但內部成員分裂成「強化對蘇合作路線」與「自主路線」兩支，使得分工體制未能建立，只是個鬆散的經濟合作組織。

結果，歐洲分裂成政治經濟體制相異的東西兩大陣營。冷戰，不只是美蘇在歐洲的地緣政治學對立，也是整個世界在政治、經濟、生活形式上的意識形態對立，更是東西兩陣營之間競爭與共存的動態國際秩序。儘管如此，東西分裂的歐洲、特別是德國，毫無疑問仍是冷戰國際秩序的最大焦點。因此，當 1989 至 1990 年歐洲與德國的分裂化解，冷戰也就隨之迎向終結。
 

冷戰出於美國被動防禦，還是萬惡美帝的壓迫？

關於冷戰的成因，第一種論點是所謂的「正統派」。試圖從歷史掌握冷戰，這樣的嘗試早在 1950 年代就已經出現。接近美國政治主流派的史家們主張，是蘇聯的擴張與侵略政策引發冷戰，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過是防禦性對應罷了。這種把美國設定為善、蘇聯設定為惡的冷戰兩極解釋稱為「正統派」，不只在美國，也廣被西方陣營各國的政治主流派當成基本見解。

1950年代末，則開始出現第二種論點、被稱為「修正派」，試圖從美方的行動中找出冷戰原因。「修正派」的論點相當多元，但都認為美國的行動具攻擊性與壓迫性、背後可看出這個「帝國」在政治、經濟方面的擴張必要性。在 1960 至 1970 年代，隨著反越戰運動與質疑既有體制的聲浪日益高漲，對「修正派」的支持也益發擴大。

在「正統派」與「修正派」激烈對立的 1960 至 1970 年代，冷戰時期外交文件尚未解密，因此兩派間的對立除了是歷史研究的見解差異，也強烈反映了政治立場的差異。
 

實證資料出現，並未平息史家爭議

1980 年代起，隨著美國等國正式公開冷戰時期外交文件，冷戰史終於能夠從事實證歷史研究。第三種來自實證的冷戰史研究論點認為，冷戰的起源不應歸咎於美蘇任何一方，而是認知到彼此是相互威脅的主體，為了維護自身安全而採取行動；在這種狀況下，兩者不斷堆疊彼此行動，從而形成一種堪稱「安全保障兩難」的架構。
  此外，根據實證研究，美國在內的西方各陣營政策負責人關心的，不只是和蘇聯在內的東方陣營對立，更關心西方陣營內部的各種政經關係；隨著這樣的視角被提出，西方陣營內部的「同盟內外交」也成了冷戰史的重要研究對象，而不再只是研究東西對立。

1980 年代以降的冷戰史研究經常被稱為「後修正派」，但他們的共通之處只有基於一手史料的實證方法論，至於立場和結論則各自不同。比方說，「正統派」與「修正派」的基本立場差異，在「後修正派」時代依然存續。然而，不管基於什麼立場，這些研究都是以實證分析為依據，從而呈現更明確的歷史面貌。

蘇聯瓦解後，隨著舊蘇聯及東歐各國的一手史料開放，冷戰史研究的範圍也更加寬廣。不過，大體上基於東方陣營一手史料的研究，都會注意到蘇聯的對外政策其實更關注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安全保障，而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只如此，特別是美國，逐漸形塑出一種西方陣營取得最終勝利的「冷戰勝利史觀」。結果，包括被視為「後修正派」旗手的蓋迪斯在內，都紛紛正當化冷戰時期美國的對外政策、往「正統派」的立場趨近。另一方面，活用主要國家以外的一手史料研究，則闡明了冷戰的複雜與多面性。冷戰史研究並不是朝著單一方向收斂，而是持續摸索新的可能性。